我们该原谅日本吗？日本值得被原谅吗？

2024年的大幕刚刚拉开，隔壁的日本就在国际新闻上刷了屏，它地震了。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日16时许，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连续发生多次地震，最强达7.6级，目前已经导致200多人遇难。

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于遭遇天灾的同类都会抱有同情心，而且离得越近越容易感同身受。

这是人之常情。

然而日本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感觉非常复杂，很难在它遭灾时做到百分之百的同情。

这也是人之常情。

因为他们在几十年前曾对我们和这个世界犯下过滔天大罪。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当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我国有着广泛的合作，他们的很多产品也确实让人喜闻乐见。

而且在普通人的日常交往中，并不会掺杂太多的历史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普通民众跟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比起来，也没有什么区别。

这种复杂的局面就导致我们在看待这个国家时，会或多或少地陷入到矛盾的状态中。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这种矛盾呢？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其实只有一个：

二战结束已经几十年了，现在的日本可以被原谅了吗？

争议

对于“能不能原谅日本”这个问题，人们是有争议的。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日本平民是否需要为日本法西斯政府担责？

同为二战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意大利，如今在历史问题上已经基本“翻篇”，日本是不是也可以享受同样的待遇？

关于第一点，答案其实是很明确的。

法西斯国家的平民从来就不无辜，尤其是日本的平民。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平民对侵略他国的态度就是全民参与，全民支持，全民享受。

这种态度在侵华战争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当日军大肆屠杀中国百姓时，日本国内不仅毫无反省之意，反而还到处张灯结彩，热烈庆祝。

当时甚至还发生过日本全体小学生为建造主力战列舰集体捐出一个月零花钱的“壮举”。

儿童尚且如此“入戏”，妇女自然更是“全力以赴”。

1931年，日本入侵我国东北。很多日本军官因此被派往中国，其中有一个叫井上清一的军官因为刚刚结婚，所以对这个调动不太高兴。

看着“没出息”的丈夫，这个军官的新婚妻子决定用实际行动激励一下他。

她把自己给噶了。

这个叫井上千代子的“烈女”在干掉自己前还留了一封遗书，大意是：

“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征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她只有一死尽责”。

对这个事情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

按常理，我们一般会认为这女的疯了。

但当时日本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居然是大受感动。

于是大批日本民众自发地涌向港口，去给前往中国战场的井上清一送行，可谓“盛况空前”。

而自杀的井上千代子则被日本人誉为“昭和烈女”，被视为“发扬日本妇德的光辉典范”，她的“遗德显彰会”甚至得到了日本皇后的参与。

之后以此为契机，介绍这夫妻俩认识的媒人安田夫人组建了“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号召日本女性走出家庭，支持战争。

该组织在后来的侵华战争期间发展到了上千万人的规模。

其成员支持战争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突击嫁给出征士兵、投身军工生产、自愿成为慰安妇、直接参战…

而这个故事的“男主角”井上青一也“不负众望”，他到了东北后就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在他的指挥下，侵华日军在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屠杀了3000余名无辜百姓，其中的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一夜之间，整个平顶山村几乎被屠戮殆尽，全村最终存活者仅四五十人。

如果单论伤亡数字，此次屠杀在整个日本侵华的历史中并不算突出，但它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它是侵华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场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

而这一切，皆来自于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的“舍命支持”。

所以如果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刻意淡化日本平民的作用，那就属于自欺欺人了。

不过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轴心国在战后成功“翻篇”的例子，又引出了上文提到的第二个争议：

日本能不能像德意两国那样，“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呢？

要明白这个问题，就需要搞清楚德意两国在战后能够“翻篇”的真正原因。

现在人们在讨论德国对待二战的态度时，往往会提到德国总理的“惊天一跪”。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的死难者纪念碑前跪下祈求宽恕，史称“华沙之跪”。

这样的举动很抓眼球，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只要认错态度好，之前的罪恶就可以既往不咎。

以至于现在很多人认为日本没有被原谅的原因是“认错态度不够好”。

按照这个逻辑，如果哪天日本人的认错态度变好了，那么他们的“法西斯往事”就可以“翻篇”了。

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当然不是。

德意两国能在二战后甩掉大部分的历史包袱，主要靠的并不是后来的认错态度，而是他们在历史中救赎自己的实际行动。

救赎之路

法西斯国家能挑起世界大战，靠的不是一两支能打的军队，而是整个国家机器的高效运转。

这显然离不开民众的广泛支持。

所以我们才会说“法西斯国家的平民从来就不无辜”。

但不无辜不等于不能“甩锅”。

现实世界对这些国家的平民其实是非常温柔的。当年在他们穷途末路的时候，历史还是给他们留下了救赎的机会。

而德意两国正是抓住了这样的机会，成功完成了自我救赎。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先来看意大利。

意大利虽然“贵为”法西斯轴心之一，但战斗力却十分菜鸡，他们的匪首墨索里尼早在1943年就被意大利国王发动的政变推翻。

于是该国也在同年的9月份转投到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阵营。

虽然后来德军又营救出墨索里尼并对意大利实施了占领，但意大利人的立场并未再次改变。

从1943年9月开始，意大利人就纷纷组建游击队抗击法西斯力量。1944年6月，各路游击队合并为了自由志愿军。

这支部队在进行了6400余次战斗后，终于在1945年4月成功俘虏并处死了墨索里尼。

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意大利法西斯高层：

在这一刻，意大利人总算是用自己的努力和鲜血完成了救赎。

而德国人的觉悟就远没有意大利人那么高。

他们之中虽然也涌现出了一些反对纳粹的组织和个人，但最终这个国家还是跟着法西斯政权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1945年4月，苏联攻入柏林，走投无路的希特勒和一众纳粹高层选择了自我了断。

战争结束后，纽伦堡审判对当时还活着的21名纳粹战犯进行了严肃的判决，其中有12人被实施绞刑。

后来美国的军事法庭又进行了12轮审判，可以视为纽伦堡审判的延续。在这些审判中，有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处死刑。

我们从这段历史中不难发现，德意两国在处理二战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

法西斯匪首（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惩治匪首，就是历史留给这些国家的最后机会。

其中自己动手干掉匪首的意大利人，他们的救赎完成得最为彻底。

他们最终是以“战胜国”的身份“成功上岸”，战后不再需要背负任何历史包袱，甚至还成为了战后秩序的受益者。

而依靠外力解决匪首的德国人，他们的历史包袱就比意大利人要重一些。

该国在战后仍然需要通过各种真诚的表态来维持自己和其他国家正常交往的权利，其后续的军事发展也受到了诸多限制。

但总的来说，德国平民身上的“锅”基本上还是甩掉了。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处理匪首的呢？

在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中，确实有一个被称为“日本头号战犯”的人，他就是日本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此人于1948年被远东国际法庭执行绞刑。

东条英机之所以被称为“日本头号战犯”，主要是因为他的官位在被判决的日本战犯中是最高的。

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这个“头号战犯”是不是日本法西斯的匪首？

很遗憾，并不是。

真正的匪首

日本法西斯真正的匪首，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最终的战犯名单中。

他就是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天皇：裕仁。

我们现在提起日本天皇，往往会联想到今天那个吉祥物式的日本皇室。事实上在二战之前，日本天皇并非空架子，而是掌握着相当的实权。

其中的裕仁更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把天皇的权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此人6岁时就成为了日本陆军“战神”乃木希典的麾下弟子，13岁时又受教于日本海军“战神”东乡平八郎。

1921年，年满20岁，当时还是皇太子的裕仁通过政治联姻获得了海军势力（萨摩藩）的全面支持。同年，他又开启了长达一年的欧洲之旅。

在这趟旅途中，他获得了大量日本驻欧洲武官的宣誓效忠，收编了一群“小兄弟”，建立起了自己在陆军方面的核心班底。

这些武官包括：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小畑敏四郎……

1922年，裕仁在皇宫内开设“大学寮（liáo）”，专门给少壮派军官上课，担任学监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之父大川周明。

从此以后，“少壮派军官”这个名词就屡屡出现在日本国内外的各种重大事件中。

1926年，裕仁正式登基，年号“昭和”。5年后，日本入侵我国东北。

1932年，裕仁向攻占我东三省的日本将领授勋。

此时的裕仁已经牢牢掌控了军部的人事任免权，日本的高层军官已全部换成他的亲信。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中虽然有“议会”这个机构，但它跟西方的议会完全不是一回事。

日本的议会分为众议院和贵族院，其中贵族院的权力更大。而且不管是哪个院，都不对普通人负责，只对天皇负责。

1935年，裕仁在颁发的勋章“勋记”上将“日本国天皇”改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野心昭然若揭。

2年后，日本全面侵华。

1937年12月14日，裕仁针对日军在上海和南京的一系列作战发出面谕：

“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各部队，在上海附近作战持续勇猛果断，乘胜追击，使首都南京陷落，我很满意。此旨传达给全体将士们。”

1940年，裕仁批准东条英机与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结成法西斯主义轴心国。

很显然，日本的那位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齐名的法西斯匪首并非东条英机，而是裕仁。

参考意大利的经验，日本人如果想完成自我救赎，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战争结束前自己动手，推翻并处死天皇。

然而即使在战争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日本人也没有想过要调转枪头去反抗法西斯政权。他们反而还要“全民玉碎”，为天皇战至最后一人。

指望这群人能幡然醒悟去清算裕仁，显然是不可能的。

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有第二条救赎之路，那就是像德国那样靠外力来清算匪首。

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外力就是美军。

战后，裕仁的命运就完全掌握在了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的手中。

当时正值全世界反法西斯浪潮的高峰，美国国内不乏清算裕仁的声音，裕仁一开始也确实在战犯的名单中。

只可惜宏观形势变化太快，这边的清算还没开始，那边的冷战就拉开了帷幕。

在冷战的背景下，西德和日本就不再是单纯的战犯，而是多了一重“西方阵营马前卒”的身份。

既然是马前卒，那自然就得赶紧支棱起来，把工业能力恢复一下，以便在未来有一战之力。

而要在短期内恢复工业能力，单纯依靠马歇尔计划这种“打钱行为”是不够的。还需要靠这些国家自身的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恢复计划。

为了让这些国家赶紧开始干活，美国就在战后的管理中采用了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

保留这些国家旧有的官僚系统，不搞“推倒重来”，尽可能地节省时间和成本。

于是就有很多“纳粹人才”在审查过关后依然可以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

比如说西德联邦政府中的17个部长里就有8个是纳粹时期的“老领导”，至于基层“上岗再就业”的纳粹官员，那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日本也一样，他们在1947年颁布了《行政官厅法》，直接规定新政府的机构和职责“依旧则”。

那么美国难道不担心这两个国家的法西斯势力死灰复燃吗？

至少在德国问题不大，因为该国的高层法西斯分子基本已经团灭。尤其是匪首，老早就自觉去阎王那里报道了。

所以德国这是“旧瓶装新酒”，没什么可担心的。

本来在日本也可以按照这个模式走，但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美国发现了一个情况：

日本人对天皇有着特殊的崇拜。

即使在天皇已经把国家带进深渊的情况下，依然有大量民众唯他马首是瞻。

这对于美国来说，就是一把“低成本统治日本”的钥匙。

当时的日本毕竟是一个人口超过7000万的大国，而进驻日本的美军仅有几十万人。

几十万统治几千万，确实不容易。但如果只需要控制天皇一个人，那难度就低得多了。

于是天皇在美国人的眼里就愈发“值钱”起来，最终成功从美国的制裁对象变成了保护对象，轴心国地狱麻将遗憾“二缺一”。

而如此一来，日本也就没办法学习德意两国的“甩锅经验”了。

但是即使是走到这一步，历史仍旧为日本保留着最后一个“翻篇”的机会。

十字路口的选择

战后日本的局面是这样的：

对于日本来说，不清算裕仁，历史包袱就甩不掉。

对于美国来说，不保留天皇，统治成本就会变得很高。

所以日本如果想要学习德意两国的“甩锅经验”，就必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办法呢？

理论上是有的。

那就是让裕仁退位，换一个新的天皇上来。

这样既保留了天皇制度，符合美国控制成本的需求；又为“清算裕仁”扫清了障碍，使日本获得救赎的机会。

而这个办法的关键，就在于现实中有没有合适的“新天皇”人选。

找到这样的人选并不容易，因为他不仅要在血统上够格，而且自己还不能是战犯。

面对站在十字路口的日本，历史再一次展现出了它对这个岛国的偏爱。

此时的日本皇宫里还真就住着一个现成的人选。他就是裕仁的亲弟弟，三笠宫崇仁。

身为亲王的崇仁在1943年就被派往中国战场了解情况。在看到战争的真相后，他并未像兄长那样变成一个战争狂魔，而是成长为了一个坚定的反战人士。

他在中国期间还读到了毛主席写于1938年的《论持久战》，读罢后便被文章的思想完全折服，并清醒地意识到日本法西斯必然失败的结局。

于是他就找机会对军队发表了《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讲话：

我认为，自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我们的大和民族，既日本，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

听完他的讲话，台下的听众反响热烈，一些不认识他的低级军官当场就要冲上台去把他给砍了。

此事过后，崇仁被火速调回日本。

他回去后也没老实待着，而是亲自策划了对东条英机的刺杀。

遗憾的是这个刺杀行动未能成功，不过崇仁毕竟是天皇的亲弟弟，东条英机拿他也没什么办法。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崇仁都是日本皇室在战败后的一个“完美备胎”。

当时在日本地位堪比“太上皇”的麦克阿瑟也完全有能力进行这个操作：把反战亲王推上皇位，把匪首裕仁送上法庭。

这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是成本最低的救赎之路了。

现在我们在讨论中日关系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表达这么一种观点：“我们应该放下仇恨，面向未来”。

这个大道理虽然没错，但什么事都得有个前提和底线。

要让受害者“放下仇恨”，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罪犯还在逍遥法外，就让受害者去“放下仇恨”；这不是劝人向善，这是助纣为虐。

不过虽然法西斯国家全民有罪，但现实中也确实存在“法不责众”的困境，总不可能把几千万人全部送去法庭。

所以“惩治匪首”就成了受害国最后的底线，这也是德意两国能够通过这个方式甩掉历史包袱的原因。

因此，裕仁如果真的为日本的未来着想，那么他根本就不需要等麦克阿瑟动手，自己就应该主动把皇位传给崇仁，然后接受正义的审判。

罚一人而赎七千万人之罪，这买卖怎么看都是赚大了。

只可惜在裕仁看来，日本7000万草民的前途哪有自己的性命重要。

为了活命，裕仁给“太上皇”麦克阿瑟送去了一份特殊礼物：

时年26岁的日本女星，日本政府对外形象大使原节子。

在麦克阿瑟笑纳这份礼物后，裕仁就从战犯的名单中被删除，另外还有很多其他战犯也在后来的东京大审判中得到了轻判甚至不判，尤其是那些皇亲国戚。

比如说南京大屠杀的头号元凶朝香宫鸠彦王就是一个典型，此人凭借自己“天皇叔父”的身份硬是逃脱了审判，一直安逸的活到了94岁。

真是“一人脱困，鸡犬得救”。

跟那些“皇家罪犯”比起来，没有皇室背景的东条英机看起来就像是个“临时工”。

1951年，麦克阿瑟返回美国，当时日本的《朝日新闻》直接打出了这样的标题：“我们失去了一位慈祥的父亲”。

至于“劳苦功高”的原节子，更是被日本人视为“全民圣母”、是“拯救国家和天皇的人”。

那么她真的“拯救了日本”吗？

事实上这是把日本推向了一条死路。

日本平民本来就广泛参与了侵略战争，战后能有一个“甩锅”的机会已经实属不易，谁知道在“原节子们”的努力下，日本人硬是把这个最后的机会扔进了太平洋。

于是裕仁这个双手沾满几千万人鲜血的历史罪人，就得以在自己的下半生继续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并最终颐养天年。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杀人放火金腰带”。

就这还指望别人“原谅”？

原你妈的头。

扭曲的国度

不清算匪首，就注定了日本人不可能彻底反思战争。

因为反思战争肯定会反思到匪首身上，而匪首又是“万人敬仰”的天皇，到这就卡壳了。

所以反思是不可能反思的，几辈子都不可能反思的。只能蒙上眼睛自欺欺人，当做什么坏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的日本对待法西斯历史的各种暧昧态度，其产生的根源就是当年裕仁的“逃出升天”。

而一个国家的共识，说到底是建立在他们的历史观之上的。

如果在历史认知中对法西斯的罪责遮遮掩掩，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建立起坚决的反法西斯意识，法西斯的遗毒就必然会滋生蔓延。

当今日本社会和政府里大量存在的右翼极端势力，以及各种美化战争甚至供奉战犯的行为，都是这种遗毒的体现。

虽然右翼极端势力在很多国家都有，但其影响程度跟日本相比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多数国家的极端势力只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顶多就是跑到街上去搞搞行为艺术。

而日本的极端势力则早已深入这个国家的骨髓，长期操纵着国家机器在危险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该国对待战后秩序的态度从来就不是“严格遵守”，而是处心积虑的寻找漏洞，几十年如一日的争取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和“军队正常化”。

这样的结果就是日本作为一个二战的战败国，却在战后一直维持着全球前五的海军力量，同时还经常明目张胆地建造超出法律限制的军事装备。

比如说国际法不允许日本拥有航空母舰，然后他们就打着“直升机驱逐舰”的名义建造了可以起降F35舰载机的航母。

这种掩耳盗铃的行为跟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如出一辙。

另外日本还利用各种机会向国外派遣军事力量，与西方列强大搞军事合作，包括在2023年和英国签订允许互相驻军的《互惠准入协定》。

而在对待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上，日本政客更是原形毕露。

2021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公然宣称：“‘台湾有事’等同日本有事，也可以说是 ‘日美同盟’有事”。

同年，该国防卫相（国防部长）岸信夫还主动向美国表明态度：“如果美国武力干涉台海，日本将出兵配合”。

一年后，新上任的日本防卫相浜田靖一干脆更进一步，表示一旦“台海有事”，即使美国不出兵，日本也要出手干涉。

2023年，日本又在自己举办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上拉着各国外长公开发表了涉台宣言。

这像是个正在反省的战败国吗？

如果硬要说此时此刻跟彼时彼刻有什么区别，那么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中国的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可以说日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战后秩序的最大讽刺。

他们的这种做派当然不可能获得受害国的谅解，于是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就特别喜欢干一件事：粉饰太平。

1954年6月8日，日本送了一个叫“和平钟”的礼物给联合国。

该钟号称由60多国的儿童收集的硬币熔化制成，象征着“世界儿童对和平的渴望”。

这类行为在日本的对外交往中非常常见，你从中挑不出什么错处，但又总会觉得哪里怪怪的。

究其原因，就是日本一直在通过这类行为向世界暗示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

那么日本是不是战争的受害者呢？

当然是。

但它更是加害者。

它向世界展现自己“受害者”的一面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只强调自己“受害者”的一面就很有问题了。

而这恰好就是日本的套路：

对自己遭受的苦难大力宣传，对自己犯下的罪孽刻意淡化。

为此他们的外务省每年还会拨出专门的经费进行对外宣传和培养海外知日派。

这种行为就好比一个杀人犯从不检讨自己的罪恶，却反复向别人倾诉自己因犯罪而遭受的痛苦。

面对这种人，你不会觉得不寒而栗么？

当然了，国家间的官方关系并不取决于主观感受，而主要是取决于现实利益。

在互相之间利用价值高的时候，官方的关系就会好一些；如果利用价值降低，官方的关系也会跟着降档。

至于民间的态度就没什么好强求的了。普通人没有义务做圣母，更何况日本人对中国也没有多少好感。

2023年日本有个叫“亚洲之友”的民间机构做过一个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日本人对中国感到反感的比例高达91%。

时任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居然还表示，中国应该对此结果进行深刻反思。

现在的舆论环境就是这么魔幻，加害者说话时可以口无遮拦，受害者说话时却要瞻前顾后。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就算哪天日本人反过来要求中国道歉我也不会感到太奇怪。

其实现在的日本应该感谢那些至今仍在坚持中日友好和正义立场的日本国民。正是他们的存在，保留着这个国家最后的温度。

但他们毕竟是少数，如果用这些进步力量去给整个日本的罪恶洗白，那是对这些进步力量的侮辱。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现在的日本呢？

矛盾的态度？

寺本直之是一个52岁的日本社畜，他往年元旦都要回岳父母家过新年，今年因为加班没能回成。

结果在元旦当日，他的岳父母家发生了地震。全家包括岳父、岳母、妻子、孩子、弟妹、小舅子在内共有十人都被埋在泥石流之下。

而救援行动直到1月4日才开始。

救援队伍在现场按照七点上班五点下班的节奏不紧不慢地开展工作，寺本直之只能在一旁无助地等待。

等到1月7日，他的十个亲人被确认全部死亡。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会为这个不幸的日本男子感到难过。

那么问题来了，“同情日本人的遭遇”和“谴责日本人的历史罪责”是否矛盾呢？

这里面的逻辑是这样的：

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没有完成自我救赎，所以他们现在的每个国民都天然地背负着历史责任，这是所有日本人的共性。

但受灾的日本百姓是一个具体的个体，我们并不知道他对待历史责任的具体态度。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一定是一个对历史不负责的人（尽管大概率是）。

我们通过公开信息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些人现在确实很倒霉。

所以我们现在对日本灾民的遭遇表示同情是很正常的，这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整个日本的谴责。

这个逻辑可以这么来总结：

我们既不应该因为全体日本人的罪责而否定某个具体日本人的痛苦，也不应该因为同情某个具体日本人的痛苦而无视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责任。

该逻辑同样也可以用在日本的其他方面：

我们既不应该因为日本人的罪责而否定他们的优秀之处，也不应该因为欣赏某些优秀的个人或产品而无视他们身上背负的历史责任。

这个观点听起来有些拗口，不过它体现的其实是局部和整体的对立统一：

即使是苍蝇也会有优点；但有优点的苍蝇也依然是苍蝇。

所以我们对待日本的态度虽然比较复杂，但也谈不上矛盾。

而且这种复杂的局面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必要对此进行什么反思。

1923年，日本发生了导致15万人丧生的关东大地震。

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本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倾全国之力对日本进行了援助，总计捐助了折合500多万银元的物资和钱款。

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1923年支援日本地震的救援队伍：

8年后，日本入侵我国东北。

所以日本人真的有必要好好捋一捋自己在历史上做过的那些混蛋事。

如果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长期健康地发展，那就必须赎清自己在历史上的罪孽。

现在就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罪孽还有办法赎清吗？

留给日本的时间不多了

赎罪的办法当然是有的。

而且最关键的还是那个步骤：清算裕仁。

虽然这个昭和大佬早已享受完自己的幸福人生，但现在对他进行清算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为此事直接决定了日本人最基本的历史观。而正如上文所说，历史观是一个国家的共识的基础。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的基本是非观都是颠倒的，又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已经“洗心革面”了呢？

所以只有正式把裕仁列入战犯名单，对他的历史罪责进行彻底的清算，日本的救赎之路才能算是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当然有人会说这个要求太高了，根本不现实。

这个说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清算裕仁这个历史人物，确实比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去清算他本人要难得多。

这是因为虽然裕仁本人已经作古，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于“裕仁无罪”而生长出来的日本法西斯遗毒早已成长为了一棵参天大树。

这棵“大树”里包括了日本大量的军人、政客、财阀…他们牢牢地掌控着日本的命脉。

现在去清算裕仁，就等于对这些人进行釜底抽薪。

这跟发动一场社会革命也没什么区别了，难度确实很大。

但问题在于：

我们作为受害者，难道还有义务去体谅加害者的“难”吗？

不管日本救赎自己的难度有多大，那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正是他们长期对历史责任的推诿和掩盖，才造就了今天的积重难返。

如果有人真的想帮助日本，那么正确的方法并不是帮助他们粉饰太平，更不是代表其他受害者去向他们表示所谓的“原谅”。

而是鞭策他们走上正道。

那么什么是“正道”呢？

我们先来看看日本现在的状态。

下面是一张社交媒体的截图，图中是此次日本地震期间避难所给灾民提供的饮食。

这个水平说是“残羹冷炙”都算是客气的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日本碰到的不是地震，而是饥荒。

而且根据最新的报道，避难所居然已经开始出现冻死人的现象了。

这体现的就是日本统治集团对待平民的态度，主打一个“草菅人命”。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近年来日本政府和大型企业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此类事件并非偶然。

（延伸阅读：福岛核污水的真正风险是什么？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

日本人对待现实责任的态度和对待历史责任的态度如出一辙，唯一能让人期待的就是鞠躬时的角度。

但另一方面，他们在配合美国全球霸权的工作上又非常兢兢业业。

在外交立场上与美国保持一致：搞好和美国朋友的关系，保持和美国对手的距离。

在经贸政策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让签协议就签协议，让买美债就买美债，让制裁谁就制裁谁。

在军事行动上与美国紧密合作：积极参加各种美国主导的演习，主动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保卫美国的反导系统…

日本统治集团的这种做派并不令人意外，毕竟他们的命就是美国当年救下来的。

而这也是日本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走在正道上。

美国虽然在战后对日本进行了包括“解散财阀”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动作，但因为没有解决裕仁这个源头问题，所以这些改革大都流于表面，并不彻底。

这样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贵族和财阀在战后马照跑舞照跳。

面对此情此景，日本民众当然可以选择抗争，但他们却选择了包庇和纵容。

这些贵族和财阀本来就是日本统治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大家对他们既不清算也不反抗，那么他们自然就在后来的日子里继续干回了自己的“老本行”：统治日本。

只不过头上多了个主人：美国。

可以说日本的统治集团其实就是一个被美国抓住把柄的贵族罪犯集团。

他们的命脉在美国手上，不在日本平民手上，所以干起活来当然是“对内躬匠，对美工匠”。

这个问题在美国霸权的上升期并不明显，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还能吃到很多美国霸权的红利。在大量增量财富的加持下，很多国内外的矛盾都能糊弄过去。

而一旦美国霸权开始衰落，分给“小弟们”的增量资源开始缺斤短两，日本统治集团的本来面目就会展露无遗。

好死不死，日本又正好是一个地质灾害多发的地方，应对天灾的大量日常开销是躲不掉的，他们天然比其他发达国家更难维持表面的体面。

因此，一旦日本之前积累的存量财富消耗殆尽，他们在未来的“国生”中就只会越来越频繁地上演“多难穿帮”。

比如说因为这场元旦的地震，日本又有核电站出现问题：位于日本新泻的柏崎刈（yì）羽核电站发生了燃料池水（含放射性物质）溢出事故。

不出意外的话他们又要开始鞠躬了。

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的前途时，经常会提到“国运”这个词。

这个词听起来既宏大又缥缈，但实际上它的来源非常接地气，就是每一个国民的具体选择。

人民成千上万的选择汇集在一起，经过大量的对冲和整合，最终形成一股大势。这股“大势”便是一个国家命运的基础。

日本人在几十年前选择了不清算罪犯，于是他们最终也被罪犯所统治。

这便是他们的国运。

在这种情况下，你越是帮他们粉饰太平，就越是在助长那些罪犯欺压和蒙骗日本人民的行为。

对于日本人来说，向他们揭露历史真相才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看，我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良善的邻居。只不过这并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

我们所能做的只有认清和应对现实。

不过话又说回来，身边蹲着一个人面兽心的邻居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它就像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世界的残酷真相，也照出了我们身边某些人的真实面目。

结 语

在有明一代的两百多年时间里，海南岛曾遭倭寇进犯多达17次之多。

其中又以1411年的侵犯特别惨重。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倭攻陷昌化，指挥徐茂领军戍守，千户王伟战败被杀，军士死伤甚众，城中人口、食粮、军器皆被劫掠”。

到了二十世纪，海南岛依然没能逃脱日寇的魔爪。

1939年，侵华日军入侵海南。在这之后6年里，日军害死的海南居民人数高达四十多万。

要知道当时整个海南岛的总人口也不过两百多万。

也就是说日军在这里仅用6年时间就杀害了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这个比例是非常骇人听闻的，它意味着岛上的几乎所有家庭都背上了血海深仇。

 

所以这里的居民在日本遭灾的时候喊一句“报应来了”，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感宣泄。

不过无论我们怎么看待日本，都需要明白一个道理：

世间正义的伸张不能寄希望于“老天爷的报应”，国家的安全和前途也不能寄希望于敌人的幡然醒悟。

能守卫和平的，唯有自己手中的利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人对日本保持一个复杂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会在国家共识的层面上为我们的行动带来更多的灵活性。

毕竟对于一个一直没有洗清罪责的罪犯来说，我们未来对它采取任何行动都是合理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