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条》究竟想表达什么？法律不是冰冷的逻辑

如果你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吗？

如果做出正确的决定要付出代价，你还会坚持吗？

如果法律的权威和情理的期待背道而驰，真正的公平正义要如何抵达？

以上种种，在电影《第二十条》里，都可以找到讨论空间。

今年春节，她姐走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就是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

这一次，在一个关于正当防卫与公平正义的故事里，重新理解了法律与道德的平衡。

《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正当防卫

片名《第二十条》，指的是我国刑法的第二十条——正当防卫。

这个名词我们都很熟悉，指的是在制止他人不法侵害时如果对不法侵害人造成了损害，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电影以检察官韩明（雷佳音饰）鸡飞狗跳的生活为圆心，延伸出三个关于正当防卫的案件。

也是围绕着这三个案件，电影完成了对“第二十条”的剖解。

第一个案件当事人，是韩明自己的儿子韩雨辰（刘耀文饰）。

他在学校目睹校园霸凌，出手制止，随后打伤了对方。等到叫家长才知道，对方是教导主任的儿子。

因为韩雨辰拒绝道歉，对方家长去派出所报案，正值高三的韩雨辰面临行政拘留。

第二个案件，是个已经结案的“历史遗留问题”。

公交车司机张贵生（杨皓宇饰）多年前制止车上的性骚扰事件，被殴打后还手反击，导致小流氓受伤。而他也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三年。

出狱后，张贵生不断上访，想要讨回公道。而韩明作为多年前宣判的检察官，要防止他去上访闹事。

第三个案件，贯穿电影始终。着墨最多，情绪最强，也最让人揪心。

聋哑女人郝秀萍（赵丽颖饰）和丈夫王永强（潘斌龙饰）为了给女儿筹集医药费欠下高利贷，之后被恶霸长期霸凌欺辱，不堪忍受折磨的王永强在恐惧之下失手捅伤恶霸并致其死亡，面临故意伤害罪的指控。

韩明和同事吕玲玲（高叶饰）是负责调查案件的检察官，也在情与法之间摇摆不定。

三个案件环环相扣，有喜剧性的家长里短，也有内核严肃的人文关怀。

而令她姐惊喜的是，电影中三个主要女性角色，都未落入工具化扁平化的模板，而是每一个都延伸出了丰富的内核。

女检察官吕玲玲，从始至终都是正义的化身。但这样一个正义到几乎成为所有人对立面的角色，却并不执拗刻板。

她生动，锋利，会铿锵有力地喊着正义公道，也会红着眼圈咬紧牙关守住底线。

那些原本生硬的法条道理，从她嘴里说出来，就显得无比确信和可亲。

听障母亲郝秀萍，无法开口也无法听见，但痛苦震耳欲聋。

作为受害者，她的行为不降智不拧巴，有着底层坚韧的属性。她也不是一味等待救赎的傻白甜，而是用自己的绝望悲嚎，唤醒了大部分人的良知。

而作为一部由喜剧外壳包裹的现实题材电影，这一层喜剧元素，几乎全部由马丽饰演的李茂娟包揽。

马丽在电影里贡献了极其生活化的演技，也用无数个润物细无声的喜剧表达，让观众时不时地收获欢笑。

拌嘴扯皮的嬉笑怒骂消解了严肃沉重的氛围，电影也在连珠炮似的唾沫横飞里，输出了最核心的表达：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难道不是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吗？”

“李茂娟是典型东北女性”

事实上，李茂娟是最让她姐共情的角色。

就角色设置来看，李茂娟其实是个很容易被刻板印象裹挟的女性。

她是个家庭主妇，为了孩子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客厅厨房就是她全部的生活区，每天忙忙碌碌，看起来似乎不太讨喜。

但这样一个角色，却被马丽注入了无限生命力。

电影里，丈夫韩明说她是家里的顶梁柱。

没有比这更恰当的评价了。

一方面，她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陀螺，张罗着家里的各种家务。大到一日三餐，小到给饮水机换水桶，一切都要靠她完成。

另一方面，她也是小家里情绪的承接者，是护着丈夫孩子的主心骨。

与此同时，她还不吝惜于向外界发送善意，用女性特有的坚韧和共情，化解着周遭的苦楚。

她坚持自己朴素的道德观念，有着电影中其他角色都少有的同理心，在道德立场上一遍遍地追问答案；但同时，她也会在遵循道德准线的过程中陷入困境。

在儿子打人后，她先是担忧，担心自己的儿子会受影响；而等到真正见面时，又义愤填膺，一个拦不住就揍了领导。

于是，在这样啼笑皆非的反差里，一个风风火火又爱子心切的母亲形象，格外鲜明。

而电影里，令她姐印象最深的就是她对郝秀萍母女的帮助。

当得知郝秀萍母女住在家楼下的小旅馆时，李茂娟甚至没问清楚对方是什么情况、参与的是什么案件，只听到“孤儿寡母”四个字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地收拾衣服零食下楼，大姐似的大包大揽地安置妥当。

后半段都要进拘留所了，她第一反应还是嘱咐韩明多去看看郝秀萍母女。

她是近两年影视剧中少见的母亲形象：辛苦但不苦情，奉献但不自怜，用蓬勃的生命力对抗生活一切琐碎。

带着这样的惊喜，她姐也有幸采访到了马丽，和她聊了聊李茂娟的戏里戏外。

马丽自己坦言，在塑造角色时参考了自己的妈妈：“脑子里会出现一个特别鲜活的形象，我就一直在想我妈说话的那个状态。”

而在东北女性和喜剧演员的双重身份加持下，马丽给这一角色增添了太多光彩。

首先，她自己就正义感十足，平时遇到什么事儿都会往前冲，即便遭受误解，也觉得无所谓。

“你不能说被误会了就不做一个好人了，那社会不就完了吗？”

另外，她也对角色有很强的信念感。

“我们东北女性骨子里的幽默在李茂娟身上体现得很丰富，而且她会用这种幽默的形式去化解各种突发事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丽塑造出的李茂娟是如此的真实可感，就像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妈妈、大姐、阿姨。

偶尔小心眼，会因为丈夫衣服上的一根长头发就兴师问罪；大部分时候泼辣锋利，凶完老公凶孩子，一家子人被拿捏得说东不敢往西。

但也最善良正义，会为了一句话就往前冲，会心疼孤儿寡母，会督促孩子做好人行好事，会永远把别人摆在自己之前。

正是这样富有正义感的母亲形象，才让愣头青儿子的见义勇为变得有迹可循，才让韩明在最后的觉醒变得顺理成章。

电影看到最后，相信你会和她姐有一样的感受：

与其说是韩明串起了不同案件，倒不如说是李茂娟穿针引线，在“小家”与“大家”之间维系平衡，在天理国法人情之间找寻公义。

马丽，顺其自然

作为一个母亲，在演绎李茂娟这一角色时，马丽也数次代入了自己。

她也会想，如果自己的孩子遇到类似的问题要怎么办，自己应该如何影响自己的孩子，自己要如何教育孩子守护正义。

“他现在上幼儿园我都在想，以后会不会被人欺负，会不会被校园霸凌，长大了跟人打架怎么办啊之类的，就很焦虑。”

但她能做的，也就是告诉孩子，要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万一真被打了要还手。

这么看来，和电影里咋咋唬唬的李茂娟也是一脉相承。

而在成为母亲之后，马丽也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不一样。

首先，是变得更加柔软了。

以前遇事爱往前冲，东北大姐见义勇为的心熊熊燃烧，现在碰到类似的事情，会在心里想一想。

电影里，韩明受伤后，李茂娟训他：“你往上冲啥？你不想想我，不想想孩子？”

这样的情绪，在马丽自己身上也有。

“如果我没结婚没孩子，我肯定见义勇为第一个冲上去，但是当我变成了一个妈妈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犹豫。不光说是见义勇为这事儿，我甚至现在连坐飞机都害怕，有一点点危险系数都会抵触，因为觉得自己不能有意外。”

另外，她也更理解了顺其自然。

马丽很多次谈起母亲对自己的影响。

不光是这次塑造角色时不断地在脑海中预演母亲作为参考，在马丽的成长过程里，母亲也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她的坚强、勇敢、乐观、对于生活的热情，对于我的伟大的爱，让我成为了现在这样一个我自认为还不错的母亲，也帮助我成为了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这一切都来源于我妈妈，她在用她的魅力和力量影响我。”

所以，在被问到未来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时，她的回答也与自己的母亲有关。

“我小时候我妈也没对我说你将来必须要怎么样，每个人的人生都由她自己来选择。”

和孩子相处，是一种顺其自然。而关于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想要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都是未知。

所以马丽选择做好自己，用自己的人生来给孩子带来更多指引。

这是马丽在演员身份之外的另一重修行。

当然，演戏上也要顺其自然。

作为演员，她接戏的标准从未改变，要剧本打动人，或是导演能够让自己信任。只不过年轻时机会不多，走到现在，才算是“幸福来敲门”。

就像是这次和张艺谋导演合作，马丽说：“这是每一个演员的梦想。”

她抓住了这次机会，给家庭主妇李茂娟涂抹上更为缤纷的颜色，让这个看似平凡的角色，成为了离观众最近的角色，也成就了最普世的表达。

电影在最后有一句台词：“要用真正的公平正义，去回应每一个老百姓的诉求。”

李茂娟就承担了那个“老百姓”视角。

她是那个不太懂法律的普通人，她也是那个最懂得普通人艰难的老百姓。

在第二十条的模糊地带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李茂娟。

而当这部沉睡的法条被叫醒，你我，都可能成为那个司法进步的受益者。

这个春节，我最期待的电影就是《第二十条》。

换句话说，只要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我都会去看，主要是为了学习他的镜头语言和宏大叙事。

但这部电影却非常的接地气，没有过往执着于镜头构图的惊艳，而是着力于小人物的悲欢离合，把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题材深入浅出的展现给观众。

《第二十条》说的就是刑法第二十条。法与不法的边界在哪里，什么是正当防卫，什么是防卫过当，什么是互殴，什么是故意伤害，什么是公平正义。

这部电影里的一些案例，我曾经都写过。甚至很多经典台词，都在我曾经的文章中出现过，所以有种似曾相识，又有一种热血未凉的感觉。

所以我大年初一就带上高中的孩子去看了这部电影。电影结束后我们好久都没有说一句话，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他也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现实意义，不是一笑或一哭了之，而是带给现实中的我们什么样的启发，什么样的反射，什么样的蓝本。

当我们所有人都选择冷眼旁观，都选择独善其身，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下一代？

法律的权威，来自于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很多时候，我们要的不是正确，而是正义！

所以老谋子的这部电影，是一部真正拍给老百姓看的电影，我强烈推荐。

01.

压垮弱者的最后一根稻草，究竟是什么？

妻子在屋里被村霸强奸，如果恶与苦也分等级，这一幕绝对是让所有人血压飙升的最高级。

为了筹钱给残疾女儿看病，丈夫王永强找村霸借了高利贷，从此一家人便陷入了村霸一伙的长期霸凌。再一次被入室强奸后，妻子郝秀萍崩溃地打着手语告诉丈夫：“我想去死。”

那是怎样的形象啊，衣衫破烂，头发散乱，鲜血粘面，伤痕累累，明明已经绝望至极，却连一句表达绝望的话都说不出来，因为她是一名聋哑人。

看见这样的妻子，长期被霸凌的王永强忽然血性苏醒，手拿剪刀追出门外，打斗中，对着刘文经连捅16下，刘文经被送入医院生死未卜，而王永强则成了阶下之囚，等待判决。

古有云，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王永强交代了一个细节，刘文经的车上有刀，自己当时是为了制止刘文经回车拿刀，伤害自己和家人，所以才选择了先发制人。

监控只能拍到二人的争打场面，却无法拍到车里是否有刀，公安与检察院对于此案的主流观点，都认为是明确的故意伤害，只有检察官吕玲玲不这么认为，却又人微言轻，难以翻案。

案件侦办进入关键期，村霸家人绑架了郝秀萍的女儿，威逼郝秀萍在一份证词上签名，要求她“承认”自己是为了还钱而长期自愿与村霸睡觉。

郝秀萍知道，一旦签了字，丈夫就没活路了，但若不签字，女儿的安全又无法保障，她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去死。

她站在工地的天台上，拒绝了检察官伸出的手，毅然决然地一跃而下，瘦小的身躯，硬生生将楼下的汽车砸出一个大坑。

证人受伤，一根筋且不讨上司欢心的检察官吕玲玲被调离，但她却依然执着地问出了心底的问题：

“是什么让一个聋哑母亲，抛下残疾的孩子，抛下狱中的丈夫，选择独自去死？”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办的不是案，是别人的人生啊？！”

苦难无声，震耳欲聋。赵丽颖饰演的郝秀萍，不会说话，却用堪比地震的音量，把底层的真相送达了每个人的心底——压垮弱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苦难，而是绝望

是被逼到悬崖却孤立无援的绝望，是别人相帮却力有不逮的绝望，是明明身为受害者却枷锁加身的绝望，是法律也无法拯救、唯有一死才能解脱的绝望。

02.

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否足够安全？

雷佳音饰演的韩明，是吕玲玲的同事，也是王永强案的另一名检察官。

仔细揣摩的话，你会发现，相比一直嫉恶如仇的吕玲玲，前期油滑怂包后期振臂一呼扭转全局的韩明，身上更具普通人的特质。

他的心路成长历程隐晦却逻辑分明。读大学时，他也是一名血气方刚正气爆棚的少年郎，会因为学长猥亵他的初恋而愤怒出头，他说，不是因为有多爱，而是因为心怀正义。

但这样的性格显然无法走上平坦通途，进入社会的他，进入检察院工作，却仅仅是挂职，协助初恋吕玲玲办案。而就连这个挂职的机会，也是他用尽了心力才争取来的——

一个身着清凉的女孩在公交车上被流氓骚扰，公交司机挺身而出，打斗中将流氓砸成颅骨骨折，后获刑3年。出狱后，公交司机总是想要上访，却一次次被雷佳音安抚下来。

雷佳音翻着案发时的监控，一帧帧告诉他，哪一秒算见义勇为，哪一秒算互殴，哪一秒开始是故意伤害。司机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正是对这个案件的“平稳处理”，让雷佳音得到了上级的赏识，有机会来到上级检察院挂职。

或是身上的棱角已被磨平，这一时期的韩明成为了一个圆滑事故的中年小男人。在家对老婆唯唯诺诺，出门对领导点头哈腰，一边安慰工作不顺的前女友，一边用余光全身心关注着什么时候为领导开车门。

和万千普通人一样，他的理想很简单，家庭和谐，事业转正，至于其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是，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习得了这么多人情世故，熟背了这么多法律条文，依然过不好他的生活。

因为他无法判断下一个冒出来的恶人会以什么方式作恶，更不知道他会毁掉谁的人生、侵害谁的生活。如果，是他的儿子呢？

他的儿子韩雨辰，在校出手制止校霸霸凌殴打其他同学，却被立案，面临一生背负案底的困境。他与妻子想尽了办法，既无法说服儿子低头道歉，也不能说服对方家长撤案。

直至儿子再次被校霸派来的陌生混混打到一身伤，这一次，儿子乖巧地说，爸爸，我这次听你的，我没有还手。但这名长期与法律打交道的检察官却仍然束手无策，因为一来儿子的伤没有达到立案标准，二来校霸并未亲自出面，没有证据指证。

儿子问他，爸爸，如果有下一次，我还见义勇为吗？身为法律工作者，他应该回答是，但身为父亲，他却沉默了。

这是他前后态度转变的重要转折之一，或许他也在沉默中思考：

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根本无法安全。回旋镖迟早会无差别地打在每一个人身上。

03.

如果不改变，我们会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到下一代手中？

影片中一共贯穿了三个案件。

除了都与“见义勇为”或“正当防卫”相关，三个案件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隐含了代际传承的深刻思想。

王永强郝秀萍是为给女儿看病，才找村霸借了高利贷，郝秀萍后来也是为了保住女儿，才选择了跳楼；

韩明为了儿子与张译饰演的教导主任反复周旋，而公交司机张贵生执着上访的动力之一，也是他女儿对于法治与正义的不懈叩问。

三个案件的内驱力，都与下一代有关。

这里值得重点讲述的，是张贵生的女儿。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在父亲蒙冤入狱期间，母亲死在了为父亲伸冤的路上。无依无靠的她，时不时要受到那帮流氓混混的骚扰，更在学校受尽非议与嘲笑。

但她内心是倔强且刚强的，她对正义的追寻没有停止。在父亲坐牢时，她亲笔写下一封封上诉信，四处为父伸冤，在父亲出狱后，她又一次次鼓励、催促父亲上访翻案。

可叹命运弄人，在最后一次上访途中，张贵军被大卡车撞上，当场死亡。小姑娘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她撕碎了自己过往写的所有上访信，颤抖着问检察官韩明：

“我父亲是坏人吗？如果当时是你，你会怎么办？”

这一刻，韩明再也无法向往常那样，侃侃而谈讲解法律和理性，他知道说服不了面前这个小女孩，也说服不了自己。

自己的儿子，因制止霸凌而处于困境；反抗霸凌者，因保护妻女而身陷囹圄；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而入狱，又因鸣冤而丧命。

此刻，韩明的思考同时也是所有观众的思考：

“法律应该让坏人的犯罪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的出手代价更大。不然的话，我们将把一个怎样的世界交给孩子？”

04.

如果追求正义一定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谁来承担？

影片里金句众多，而这一句，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台词之一。

所有人都同情王永强夫妇，但同情在法律面前却说不上话。挡在公检法面前的，不仅是村霸家人频繁闹事讨说法的压力，还有先前无数相似案件的判例。

那些挺身而出者、见义勇为者、反抗甚至反杀者，无一不因“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而判刑。

少一拳便是正当防卫，多一拳便是故意伤人，当法律的边界不能清晰界定，当应激的大脑无法冷静思考，有罪与无罪的尺度由谁来把握？

要推翻王永强“故意伤害”的罪名，无疑就要推翻此前所有相同的判例，这对一个司法系统来说，是影响深远而后续又极为难以掌控的变数和局面。

那么问题来了，“正确的事情是有代价的”，但是能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不做了呢？如果追寻正义一定需要代价，那么这个代价由谁来承担？

如果法律不作为，法律工作者不推动、不改变，所有人都安之若素独善其身，那么这些巨大的、无可估量的代价显然要由老百姓来承担。

这些老百姓，是王永强和郝秀萍，是含冤而死的张贵生和他孑然一身的女儿，是每一个被灾难挑中而无力反抗的人。

05.

每一条律法背后都是惨痛的教训。

影片名《第二十条》，出自刑法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艺术高于生活，却又来源于生活，每一条律法的背后，都是无数人真实又惨痛的教训。

2018年8月，昆山龙哥反杀案震惊全国。案发当晚，男子于海明骑着自行车下班回家，等红绿灯时，一辆宝马车强行驶入非机动车道，差点将他撞到。

接着，车上冲出一个名叫“龙哥”的白衣男子，一番争执后，龙哥从宝马车上掏出一把长刀，杀气腾腾冲于海明而去，不料打斗中长刀突然脱手，一直处于劣势的于海明见状，抢先一步捡起长刀，将龙哥反杀。

现场监控视频曝光后，舆论一片哗然，关于“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争论再次甚嚣尘上，让人欣慰的是，经过一番调查论证，于海明最终被判正当防卫，无罪释放。

国人闻讯，无不激荡雀跃拍手称快，皆称此案将中国法治进程推动了至少十年。

性质相仿的案例，还有2019年的校园反杀案。

2019年5月，湖南湘西吉首二中未满15岁的初二学生小蒋，被15名同学堵在卫生间拳打脚踢，混乱中，小蒋掏出折叠刀胡乱挥舞，鲜血顿时四溅当场，3人被刺伤，其中2人为重伤二级，一人为轻微伤。

此后，小蒋也陷入了影片中一样的困境，因为持刀反抗，小蒋从被害人，变成有争议的嫌疑人，在法院判其无罪后，检察院发起抗诉，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小蒋刑责。

不幸的是，当时，《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尚未发布，检察院对“正当防卫”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刻板求全的固有经验中。

幸运的是，在《指导意见》尚未出台的大环境中，吉首市法院率先顶住了压力，将小蒋定性为“正当防卫”，判决无罪。

但即便如此，小蒋结局也依然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

案件审理3年，他在看守所羁押了近11个月，从看守所回家后，曾经的好学生再也无心学业，成绩一落千丈，最终选择辍学打工，在一家饭店做起了服务员。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