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图/电影《三大队》)

深蓝对所写作品及自己的定位是“写警察的故事 写故事的警察”。

在他看来,案子能不能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警察有没有执念。每个刑警都清楚,受害人及其家属对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从这个角度看,大概每个好警察心里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吧。

✎作者 | L

✎编辑 | 谭山山

电影《三大队》的结尾是这样的:

张译饰演的刑警队前队长程兵,终于将逍遥法外多年的罪犯王二勇送入监狱。程兵眼眶红肿,尽是疲态,拖着步子向路口行去时,身边闪过追凶时的每位同行者,他们一一向程兵说“辛苦了”。走至路口,程兵驻足,光倾泻在脸上,他露出微笑。很快,他便消隐在车流之中。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图/电影《三大队》)

和银幕上呈现的形象类似,现实里的程兵完成这一场跨越多年的追凶后,没有回到原单位,也不试图去证明抑或索取些什么。于他而言,悬置于心的事情彻底结束了,在那之后,他希望老同事尽量别再联系他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以后该干点别的了”。

这样的故事,曾担任基层民警的深蓝每天都能听到不少,时有感动,但更多的还是不解。本科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他,决定再度拿起笔,写下他们的故事。

2016年年末,深蓝留意到网易“人间”栏目的征稿启事,随即投出了第一篇文章。文章的主角是一位空巢老人,他养育了三个有出息的子女。然而,子女之间心有嫌隙,在赡养父亲的问题上,他们的眼里似乎只有钱。稿件发布后,深蓝翻看网友留言,人们的想法也分为两派。两派的说法似乎都有理可循,深蓝依旧没有得到答案。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深蓝的故事》系列。

8年一晃而过,如今的深蓝,已出版三本非虚构作品、两部小说。他对所写作品及自己的定位是“写警察的故事 写故事的警察”。

在深蓝的最新悬疑长篇小说《深渊》出版之际,我们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深蓝的自述。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真实存在的事情,往往具有“戏剧性”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不过,高考时,我没有考取警校。我以为我与这个职业的联系,也就停留在“喜欢”这个层面上了。后来,我去考公务员,发现我正好符合前单位(某公安局)的招聘条件。

那年,我其实考上了两个地方,一个是这里,另一个是老家的农业局。几乎没经过取舍,我去做了警察。

我咨询过很多同事,大家初入公安局时,社会阅历都非常有限。原本只在书里、电视上看到过的景象,一下子变成我们要直接面对的东西,心里既忐忑又好奇。最初从警的大半年,我每天都很激动。报警电话在一楼的西头,我平时在二楼东头,底下电话一响,我就从屋里飞跑过去,不管是不是我值班,都想跟着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作为基层民警,深蓝曾多次出警,也在期间见证了形形色色的人与事。(图/被访者提供)

在我后来所写的作品中,有很多看似颇具情节性的内容,实际上,我并没有加工,就是平铺直叙地写出我的见闻。因为真实存在的、能闹到警察这里的事情,往往都是有“戏剧性”的。可能“戏剧性”这个词不是十分恰当,但我确实找不出更精准的形容了。

很快,新鲜劲儿过去了。我的观念也开始随着工作的深入而有所改变。对警察而言,最省事的做法当然是完全按照法律条文来,一板一眼。可现实并非如此,每个案件都需要思考前因后果,相对应地,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法。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图/电影《三大队》)

另外一点,就是在教育层面带来的观感变化。我成长在一个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教导我的,是“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上班之后,我发现,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有父母不抚养子女的,也有子女不赡养父母的,这完全不在我过去的认知里。

这一些,都是这份工作带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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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非虚构文学?

在回答“我什么开始写作非虚构文学”前,我想先讲几个案子。它们不是那种抓捕连环杀人凶手的所谓 “惊天大案”,而只是日常之中常见的案件。然而,对于警察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往往就存在于这些“鸡毛蒜皮”里。

第一起案件是两口子打架。我和同事抵达后,将两人劝开,男性回了屋,但女性在停止纠缠后,还在不停地絮叨。我和同事劝她,说着“两口子过日子,难免有些口角”之类的话。可谁也没料到,就在这个时候,男性一声不吭,从我们身边过去,走进厨房,拎起一把菜刀,二话没说就开始砍人。闪躲过程中,我同事挨了一刀。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图/电影《三大队》)

第二起案件发生在某一年的春节期间。大年初二晚上,我们接到报警,说是小吃摊上有人打架。出警到了现场,我们发现有两拨人:一拨是从外地返乡的亲朋,有七八个人;另一拨是本地的亲人聚会。两边的小孩子在桌边闹腾,引发了口角。

在酒精的催化下,双方都表现得极不理智。经过调解,事态有所缓和,大家也不再那么冲动。可就是这时,一个男青年提着菜刀过来,一刀就砍在我的肩膀上。事后,我问他:“你一个大二的学生,和我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劈我?”他回答:“不知道怎么想的,当时醉得太厉害,控制不住自己。”

第三起案件,是接到报警,有人意图在家里开煤气自杀。我们借着一个由头,骗女当事人打开了门,进去的那一瞬间,我的同事就扑了上去,抢走女当事人手里的打火机。事情解决完毕,我和同事往回走,车开到半路,他突然哭了。他跟我说,“咱俩今天差点儿折在这儿,我孩子刚出生三个月,我还没见过他。”

我说这三个例子,跟我想写东西的念头是有直接联系的。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查不下去的案子,也许更有书写的价值

写《深渊》这部小说的时候,我正在听改编自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的广播剧。我觉得,一部小说,应该能够促使人去思考。我想到,自己原本的工作,其实涉及人心、人性以及一些更深的命题。于是,我在脑海里构思了一个叫做“辛吉然”的前警察,小说中的“我”在了解他的过程中,又牵扯出一桩陈年旧案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深渊》

深蓝著

春潮Nov+∣中信出版集团,2024-2

细心的人可能会发现,在写小说时,我往往会将故事背景放在更早的年代。陈年旧案本身就有着迷人的部分,另外,不同时期的刑事案件侦办,流程和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的技术达不到,所以才会有遗漏。

《深渊》里的辛吉然身上有一种特质,和《三大队》里的程兵很像。二人跨越多年依然坚持追凶,是因为心有执念。我的前领导讲过一句话,我记到如今:“人们找一份工作,有的人把它当饭碗,有的人把它当职业,有的人把它当事业。”

所以,对这个行业来说,案子能不能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警察有没有执念。每个刑警都清楚,受害人及其家属对自己抱有希望和信任。从这个角度看,大概每个好警察心里都有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吧。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深蓝笔下的追凶主角,都带着执念,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儿”。(图/电影《三大队》)

回到《深渊》这个故事,我依然有想表达的东西。无论案件多么复杂,我还是希望读者能看到,当中有更多与人性相关的内容。比如,面对变故,怎么处理亲人间的情感?又如何应对生活?因为,在很多时候,悲剧是可以避免的。恶也是如此,不要等到恶的种子开花结果,再去反思为什么人可以坏到这个程度。

在之前的采访里,我说过,除了警察,还想过做个老师。我那时觉得,这两个职业本质是相通的;可如今再看,我又觉得两边还是有差别的。学校对孩子的教育需要明辨是非,因为一个孩子很难理解所谓“中间地带”,硬性灌输可能会令他的价值观跑偏;而在警察的工作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平衡“法律”和“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回过头看,教师有教师的职责,警察有警察的使命。我想,我的写作,也是如此吧。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57期《断网25小时》

原标题:深蓝:《三大队》之后,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 END ·

作者丨L

编辑丨谭山山

校对丨遇见

今 日 话 题

你觉得故事如何脱胎于现实?

写出《三大队》的他,又写了一个追凶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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