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从自身做起-新华娱乐网

“你对性别的思考是什么呢？”

“性别的思考，是我到了70多岁，几乎没有性别区别的时候，才去思考的。”

“您毕生都是一个独立导演，可不可以讲讲这种坚持和选择？”

“这不是我的选择，我不是很容易跟人家合得来。”

不知道你的朋友圈，这几天有没有被这些“金句”刷屏。

反正，当我们在现场亲耳听到许鞍华导演讲出这些话的时候，还是非常感动的。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重温了一遍我们最爱的《一起拍电影》，也亲身感受到了许导的旺盛生命力。

虽然从影四十年，但她依然是一个简单、率真的人。

她不会喊口号，也不会花言巧语。她真实、生动、桀骜。

正如她为我们带来的每一部作品。

而这一次，许鞍华在北京，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并且，来的不仅是许鞍华，还有她大名鼎鼎的“迷妹”们，文晏和戴锦华。

能拥有这样一次朝圣的机会，还是要感谢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这一次，他们举办了以“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为主题的电影大师班，由中国香港著名导演、监制许鞍华担任主讲嘉宾，与导演文晏展开对谈，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担任特邀嘉宾主持。

谈到华语电影的女性独立电影人，毫无疑问，许鞍华和文晏，都是电影史上跨不过的名字。

许鞍华导演从影四十载，经典代表作无数，以至于，你甚至会觉得，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个许鞍华。她是难以被定义的。

她是大胆、锋锐的：香港电影新浪潮时期，她的《疯劫》《投奔怒海》都让人看到了创作者的勇气和理想主义，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达。

她也是温柔的、细腻的：《女人，四十。》《客途秋恨》《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等作品，将镜头对准普通人，在涓涓细流的生活里，触碰到悲欢离合、世事无常的人生真谛。

她还是极富文学性的：她曾三度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是迄今为止，改编张爱玲最多的一位导演。此外，她也拍摄过萧红的传记片《黄金时代》。

在这次大师班中，许鞍华导演回顾了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创作之路。她是如何坚持创作的独立性，为华语影片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角和更为丰富的多类型创作。

她讲述了一些创作上的细节，《黄金时代》单是剧本就磨了三年，三百多场戏。而她也认为，这部电影不单是在讲萧红的人生，更是在讲人生和艺术、人生的迂回和曲折。

但更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反而是她的谦逊。

她提到自己对于编剧的依赖，提到自己在电影新浪潮阶段，从前辈谭家明、胡金铨身上学到了多少。

而正如戴锦华教授所言，这也正是一个有成就的女性会采取的态度。她们丝毫没有凸显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无论是多么伟大的天才，都不可能独自成就一个时代的突破。而女性会回到那个历史环境当中，去关照、去反思自己与时代的关系。

许导也提到了自己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从未停下来。

也正因为此，在对谈的刚开始，她就表达了对于文晏导演的高度肯定。她认为，现在是“文晏导演的时代了”。她的作品更年轻、更有创作力，她将华语女性创作带到了威尼斯电影节、带到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当时，她非常真诚地说，“我看了《嘉年华》，也不怕大家说，它把我击败了，《嘉年华》拿奖了，我们没有拿奖，可是我心里蛮高兴的。因为我感觉她的作品真的非常好的作品。”

相信我们所有人都还记得，在2017年，当《嘉年华》横空出世的时候，这部电影所带给我们的震撼。

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真正的女性主义作品：影片看似讲述的是一群女性的故事，实则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处在不同年龄层的女人，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着彼此的人生。这绝非是她们的选择，但冥冥之中，似乎有无形的手在操纵、要求和约束着她们。

而在镜头之外，文晏导演用看似冷酷、实则温柔的笔触，描述着这一切。你会觉得，无论在电影内还是在电影之外，都有无数双眼睛，在观看着、凝视着这一切。而这就是我们女性所处的现实。

在这次的大师班对谈里，当这两位女性导演坐在一起，互相表达着对于彼此作品的喜爱与推崇。你会看到，这正是两代女性创作者的守望相助和交相辉映。

尽管她们来自于不同的生长环境，也书写着不同时代、不同现实的困境与表达，但在她们的作品谱系和自我关照里，毫无疑问，最为共通的一点就在于：女性主义从自身做起。

是的，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我们并不需要对女性主义下一个定义，或者一定要设置如何的规范和条条框框。

当一名女性在拍摄、当一名女性对着镜头讲出自己的故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女性主义。

因此，尽管许鞍华导演说自己一直到七十多岁，才真正地开始思考性别。但在此之前，她已经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无数平凡的、边缘的、处于困局之中的女性。

而文晏导演的作品则是从社会现实出发，立足于不同年龄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的女性。对于时代的观照、对于女性的思考，都是发自本心。

从自身自发，就是女性主义。

当然，或许我们还是可以思考，女性影人之间，是否还存在着哪些共性呢？

首先肯定就是女性创作者的开放心态：拓展表达边界，向一切的可能性敞开。

许鞍华导演尽管已经在影坛沉浮拼搏了四十年，但仍然秉承着一种非常旺盛的、充满生命力的、戈达尔式的创作心态——“有电影就去拍，什么都不要拍，不要怕不完美”。

哪怕今年已经七十多岁，她已经是勇敢的、自由的、不怕犯错的。在她的表述里，我们也能一遍遍地读到这种超越时代、年龄、没有任何拘束的野性与天性——“你自由的，你要拍什么都可以拍，拍不好就认了，或者再拍别的。拍不好不用跳海。做到你自己想做的事儿就OK了。”

而文晏导演作为一个21世纪的创作者，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电影时代。甚至于，接下来还会有人工智能、chatgpt、Sora……的冲击。但她始终坚信，我们应该拥抱便利，应当学会去利用技术、适应技术，把它拍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因为数字确实使得创作的门槛降低了。

同时，她也非常敏锐地看到，尽管现如今的数码电影已经发展得如此迅猛，但它其实还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它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想要尽可能地模仿胶片。因此，未来数字电影和胶片电影，或许会是更加不同的形态。但我们会始终拥抱变革、等待新媒体的打开。

女性电影人的创作力是无限的。

无论许鞍华还是文晏，两位导演都提到，近年来全球独立的女性电影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成功，她们关注到了女性电影人崛起的现状、也看到了女性表达的蓬勃生命力。新鲜的视角，新鲜的体验往往都出现在女导演作品上。她们的创意完全不输于男性。

而这样蓬勃的创作力，我们同样也能够从两位导演的身伤，直观地感受到。

在香港商业武打片盛行的年代，许鞍华导演是一朵自香港新浪潮势力中涌现的“奇葩”。她想要拍老人、拍伦理、拍时代与个体的成长。她关注的是别人不感兴趣的话题，她想要将那些平日里不被看到的人搬上大银幕。可想而知，这背后会有多少非议、拒绝的声音，她也一定是吃了许多的闭门羹，才终于敲开了一扇门。这需要逆行和独行的勇气，但她坚持了下来。

而在文晏导演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当代女性的创作与表达，《嘉年华》所探索的，同样是一个非常辛辣的、甚至于常人不愿意去触碰的话题。拍摄这样的电影同样需要勇气，因为她用力地撕开了一道无法愈合的痂，而袒露出了鲜血淋漓的伤口。

不是所有人都敢于去直面这样的沉痛。但她的作品所描绘的是我们所生存的时代，站在当代生活的十字路口，她试图用一种更为现代性的方式，去探讨当代女性的生存与空间。

冥冥之中，创作也决定了她们的人生轨迹。电影成为了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际上，正如这次大师班所提到的，每一位女性导演，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其实都有着不同的创作困境。

许鞍华导演的作品并非部部都成功，有票房失利的、也有口碑惨败的。甚至于，她还曾有长达十年的创作空滞期。

在大师班的对话里，她非常坦然地面对了自己人生之中这长达十年的空白。她当然也是痛的、是不快乐的额，“四十几岁还跑到日本跟二十几岁的人一块生活”。但最终她还是可以接受，“这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过一些失意。”

人生半场，还要重新来过。我相信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痛苦，还有将她转化为积极一面的能力，但许鞍华可以。这正是她的力量所在。

文晏导演同样是数年磨一剑。在《嘉年华》之后，许多人都和我们一样，翘首等待她的新作。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当过多的期待、关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时，这会意味着多么大的压力。

相信文晏导演，同样用很长的时间来摸索、准备和思考。而在今年，或许我们终于将要等来她的新作品。

不久以前才刚刚刷到新闻，她的新电影《想飞的女孩》已经杀青，并预计于年内上映。这部作品由刘浩存、文淇主演，讲述了一对表姐妹从陌生到熟悉，从抵触到相助的人生历程，或许也会是又一次关于年轻女性、关于自身和时代的探索。

无论如何，对于电影创作来说，没有更好的时代，也没有更坏的时代。越是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表达，创作也会更自由。在这些女性影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回归到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还是非常感谢能够借此机会，策划了这一次珍贵的大师班、和这一场弥足珍贵的女性对谈。

近年来，女性创作者的声音在时代中涌现，而我们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中，同样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品，包括在本次“天坛奖”的入围影片中，也看到了很多新鲜的、多元的女性视角。

《乳汁》从“母乳”这样一个极小的切口出发，探讨了女性与自我身体的连结，与“孩子/母亲”身份的连结；《沉默》则关照了职业女性的和解与对抗。同样，在本次“天坛奖”的获奖影片中，《失落的婴儿》将镜头对准印度的底层女性，《走走停停》中岳红所饰的母亲一角，也成为了全片最大的泪点。在犯罪产业中被剥削的女性、在家庭结构中逐渐隐形的女性，都在逐渐走向前台、走向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