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养电影
文 | 巴芮
编 | 薇薇子
文章来源| 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
在电影《749局》杀青后的近5年时间里,演员李晨一度以为“这事儿翻篇儿了”——这算是对影片不能上映的一种委婉说法——他甚至忘了自己还曾参演过这样一部电影,“前两年看一个公众号写什么消失的电影,我一翻看到了《749局》,想起来还有这么一电影。”
圈里与李晨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749局》的导演,是这几年来看似在公众视野里销声匿迹的陆川。在电影没做完的这几年,除了向资方“追债”和找项目合作外,陆川很少主动与外界接触,“电影做不完对电影导演来说是个原罪,我自己是有羞耻感的,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自2018年10月电影《749局》在重庆开机后,陆川就随之陷入了一场空前的财务危机。他没有听监制韩三平的话,等投资到了预算的85%再开机,而是在只收到了30%的情况下就在北京开了机。当时他们整部影片的预算是3.5亿。
电影《749局》海报
电影是陆川从2016年就开始筹备的。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规划——一部带有科幻色彩且具备好莱坞工业水准的视效大片。但在当时的国产影片中,并无前例可循,辅助影视方面的AI技术也尚未出现,陆川只能通过画分镜、做预览、再塑模等一系列极为繁琐的流程实现他创意的视觉化,再加上世界观的不断推翻与重建,使这部影片的筹备时间被拉长到了两年。
在影视行业热气蒸腾的2016年到2018年,已经诞生了多部票房过10亿、20亿甚至30亿的国产电影。
陆川觉得当时,“遍地都是钱,到处都是大哥,一切都是在向好的逻辑里。”而他们的6家投资方中有4家上市企业,这让陆川觉得踏实,那些已经签过协议的钱就跟在自己兜里一样。
但就在陆川开机当月,国家税务总局下发通知,部署开展规范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一时间,企业接连暴雷,曾经热浪翻滚的资本极速退潮。作用到陆川身上的是,那些本该陆续打进剧组账户的投资迟迟没了动静。
开弓没有回头箭。陆川只能一边拍戏一边找钱一边精简队伍压缩成本——最先请走的也是他最费心请来的、人均周薪2万美金的好莱坞美术、摄像、道具等五巨头,之后是精简拍摄队伍与食宿成本的压缩……还一边将自己和企业的钱往剧组里垫。李晨印象中那时候的导演“头发从没整齐过”。
到2019年7月杀青时,剧组规模已经缩减到了300多人,住人均100元每天的酒店。
但这电影最烧钱的后期视效部分,资金还没着落。
2019年杀青后的一次饭局上,韩三平鼓动陆川“把这个项目扛起来”,“靠你的方法把这个项目资金堵上。”陆川说自己已经垫了很多钱了,韩三平“啪”地拍了一下陆川大腿,“这垫的钱就算你投资了,只有你投进去,大家才相信你,才会觉得你是股东。”而同时,陆川右边的大腿也被王中磊重重地拍了一下。
之后很多年,陆川都觉得自己被拍这两下大腿忽悠了。
承担一部电影,是要承担它全部的财务问题,补上全部财务缺口,把原本属于大股东的法律风险全部背下来。
当时算是陆川最为焦虑的一段时间,不仅项目没钱,而且因为电影上映延期,触发了5个诉讼并涉及到2500多万的欠款。
“我们家是读书人家庭,家教是再穷也不许向别人借钱——从来没有欠过钱,也没有打过官司。”陆川说当时突然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感到特别绝望和无助。
陆川自诩以前是“商业白丁”,用人逻辑就是看谁眼顺、关系好就用谁,也不知道作为创始人有什么事儿是需要自己必须管的,“我认为专业人管专业事,公司交出去就是最大的专业。”
所以在影视资本翻涌的年代,他的公司是交给朋友管理的,投了好几个创业者,也投了青年导演的项目,不过并没见到传说中的百倍收益,绝大部分投资连本金也没回来一分。
为此陆川失眠了很长时间,资金窟窿太大了,“一个小目标是当时的我无法跨越的深渊。”
2019年底,陆川被邀请去读MBA。“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于是陆川成为商学院中少见的导演学员。也是在那儿,陆川才“第一次听到KPI这些词儿”。
“像老鼠掉进了米缸一样”,陆川觉得商学院课程像是给他开了天眼。陆川开启了“即插即用”模式,上完关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课后休息时间,他走出教室给公司HR打电话,让对方把一个高管开掉,那是他的好友,在公司已经工作了7年,没签过一单。但陆川已经不再吃“苦劳”这一套了,他要见“功劳”。
陆川参加活动
陆川决心整顿公司,他要让它履行使命——完成《749局》。
从2020年起,电影导演陆川决心开始接拍广告。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快的变现渠道。“生存逻辑,搓背如果能给够广告的钱,我也能去搓一下。”
从那年开始,陆川背着双肩背到处接拍广告,仅2020年就拍了十一支,每个月都有他拍的广告出现在朋友圈,“行业里说老陆抢钱抢疯了。”那时,也是圈内对他流言蜚语最盛的时候,他和电影《749局》常会成为别人饭桌上的话题,当然,大部分都是不看好的。
贾淕是少数坚信陆川能把《749局》做完的人。她是华文映像集团的董事长,也是《749局》的早期投资人,之后她在陆川不定时发来的消息中得知影片的进度。
大概4年前,两人在一个电影节上碰面,陆川跟贾淕说,“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片子做完,不做完我不会拍其他电影。”贾淕觉得这句话“有种一掷千金的感觉”。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最难的3年,陆川拍广告、上综艺、拍剧集和冬奥纪录片……把自己能赚到的钱都赚了一遍,除了电影。
今年初,陆川拍摄的一部剧集杀青,他反复盘算自己手上的资金,发现当这部剧的承制费一到,公司那小小资金池里的钱刚好与他《749局》的完片预算打平。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头上的乌云没了。
今年3月,李晨接到《749局》的补拍通知,在补拍现场,他又见到了那个头发算不上整齐的陆川,对方抱着iPad给他看影片的后期制作,如数家珍般,“你看我这个镜头是怎么做的、找哪个团队做的,那个镜头是怎么做的,现在还需要做什么。”然后说,“我这两年啥事没干,挣点钱我就做一个,挣点钱我就干一个。”这话听得李晨鼻头一酸。
最近两年,尤其是确定能完片的今年,当再听到关于自己和电影的流言,陆川不再沉默了。“这两年变得很勇敢,谁说不好我打电话过去。”脸皮什么的都是小事,“当你要去承担一个机构的生死的时候……我们这是一事业,你不能在背后随意抹黑,因为我们也没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别人欠我们的,我们有什么责任吗?任何一个导演你一个项目1/3投资不到,他能做完吗?而且我们现在是垫资做这事儿,不是,投资。这些事谁也不能说,这是我底线。”
4月22日,《749局》补拍杀青,陆川发微博说自己没有遗憾了,“八年一直拖着这艘船,终于可以靠岸了。”
以下为陆川口述,经“后浪研究所”整理后发布——
曾经账上可能就7万块
2014年,三爷(韩三平)离开中影前找我聊,说你应该尝试着去拍一些作者性和市场性结合的东西,而且要突出市场性,简单说就是你得拍给我挣钱的戏,我说行。
因为我前4部电影,比如《寻枪》《可可西里》都是文艺片,但那个时候整个行业都变了,都在拍类型片,要抓趋势,要谈受众体验等等一系列新的概念。
于是我就拍了《九层妖塔》。但我当时有点拧巴,就我老得提醒自己这是一商业片,但还想有作者性,就既要又要还要,导致最后也没把作者性和娱乐性平衡好。但这触发了我对类型片的爱好,包括当时大量的视效工作要学习,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很迷人的。
从2015年我就开始筹备《749局》这个故事,我当时就真心想做一个展现电影成熟工业的东西,内容上,也是我一部分青春经历,因为我曾经在749部队工作过。
我们美术请的是《疯狂麦克斯》的美术;摄影师我请的是David Tattersall,他拍了《星球大战》123,拍了《绿里奇迹》;视效总监也是你听说过的这些《阿凡达》什么都参与过,还有道具……当时这五巨头全是好莱坞过来的。
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对海外也有吸引力,交流也特别繁荣,完全是个外向型的状态,我当时在好莱坞是能摇到人的,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打了折的。
2017年定的预算是3.5亿,在国内也不是说高到哪去,那时候已经有很多比如6个亿的制作了,(3.5亿)对于这个体量的影片来说真的很节省,我觉得是能做下来的。
当时整个行业热气腾腾的,就觉得遍地都是钱,走哪都是大哥。各种利好的消息,哪个导演工作室“哐”就被哪个平台收购,哪个“哐”又一个被大佬给收购了。虽然我公司门口没有说像行业那么络绎不绝,但我们这个电影旗子一戳也确实比较好融资,很快我们就有6家投资方进来,其中4家上市公司,对我这种商业小白来说我就觉得好稳。
三爷说你钱到了85%再开机,当时我们账上可能到了30%,预计还有两笔钱下礼拜、下下礼拜就到了,到了可能就50%,还有一个公司说一个月那钱就全到了,我说这都老街坊了,而且我去参加他们的内部绿灯会,那都是上市公司,真正的大平台,就觉得没跑了这事儿,拍吧。
结果正好赶上18年就行业刹车,那一下天翻地覆哀鸿遍野,不少公司突然爆雷,我们领投的这家公司35%的投资一下出了问题就搁置了,没说不投,就搁那了。这当时都是打了头款的,我觉得这35%是已经在我兜里的钱。那么大一个互联网平台,日入斗金的公司,它怎么可能差我们这点钱?后面我为什么要做企业?我就发现你没法依赖第三方,这事只有我自己企业做大做强才行。
当时领投这家公司的一位管理层,也是朋友,就一直劝我说再等等,我说这怎么等,我俊凯的约都签完了,因为演员他就是签这些天,要不他后边拍别的戏了,所以我也是卡在中间,我只能开机。
一开机就停不了,而且当时格斗场最核心的一场动作戏已经拍差不多了,剧组上千号人在那,你一天都是上百万的开销,那时候就有点紧张了。比如这期应该到账一两千万,可能实际到账就是几百万,可是剧组一天的花费你知道吗?可能就是一百万,一百几十万,群演每天要现金结账,汽车加油、住宿,很多东西都要现金。
马上就开始节流,好莱坞主创是第一波离组的,因为确实支付不了他们的钱。戏只要能拍下去,奢侈品只能先放下,这都属于奢侈品。然后就精简一些团队、车辆,最后就减到300多人,住宿条件也降,最后可能就住100一张床的,再往下就没法住了。就处处得省,各种省。即使这样,拍到中期剧组的钱已经很紧张,我们曾经账上可能就7万块钱。
只有你投进去,大家才相信你
那时候在剧组觉得很漫长,每天都在为这些钱焦虑。
19年我们就放慢战线。因为我们是带有科幻色彩的影片,有大量的景要置,置景的过程要3到5个月,一般是预置,然后20天就拍完了。但我们没有钱去预置,我们只能在一个景里边耗时间,这个景拍还不敢把它完全拍完,去拍外景等钱,用时间换空间。等到一笔钱,留出给大家吃喝拉撒睡的部分,然后再赶紧把这俩景给它先弄了,那就太煎熬了。
工业化的流程,是一下我所有景建完等剧组去,或者我先做三个,拍这三个的时候我再做俩,然后拍这两个,这是正常的一个逻辑。但我们就做不了,因为一直缺钱,我们只能吃着上顿在后边找下顿,就像是边打仗边突围那个逻辑。
电影《749局》海报
后来我一个老哥们儿到重庆探班,他说川儿,35%我确实投不了了,但是我的职权范围内10%我能自己说了算,我直接投给你。他救了我。这一笔3500万,是支撑我杀青的资金。
说实话我这些投资方都不容易,行业里太难了。有一个资方哥们,他给我电话说川,我账上就八百万了,我给你五百万,三百万我过日子。但是后面的钱我投不动了。我能感觉到这是情谊。周一的时候五百万就到账了。我拼到今天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杀青之后,我开始关心产业报告或者看一些财经新闻,我开始关心这些股东他们公司怎么样,他们还有没有可能把资金投进来,听上去有点鸡贼吧。
从2019年7月开始,我突然发现这个事儿就深了,有了一种非常危机的感觉。就比如前一天还在跟某个股东要钱,跟他在一起吃饭,很正常。第二天就看到一个新闻,说某某公司如何如何。我才明白他背着多大的事。企业家太不容易了。
坦率的说,我不是那种在任何时代任何周期里面都具备强吸金属性的创作者。作为一个大行业中泛舟的一个人,必然被这个波浪所波及。
当时我们账上已经没有钱了,资方一共就打了两个亿左右,整个后期完全是空挡滑行,除了养公司,还养着一支二十几个人的后期团队,我当时还是个创作者心态,就一点点往里垫钱,想辙把这片子做完。
那会儿陆续垫了大几百万,想着投资方的钱进来,我们就把垫资撤回来。反正北京孩子,再怎么着就啃老呗,反正我爸房子也多,一直比我富裕。
其实当时我还去上了个商学院,当时班上有好多又年轻又有钱还上市了的同学,一说年产值多少个亿,我心说要不让他们给我投点儿?但还是那点儿面子,就从来没跟他们张过嘴。但也幸亏没开口,因为紧接着疫情就来了,把所有人都打倒了。我亲眼看到我同学就被各种血洗,一夜之间关店多少,负债多少,最后卖资产——我心想幸亏没给人添堵。
后来有一天我、中磊、韩三平三爷还有几个人一块吃饭,然后三爷就说,川儿你看大家都很困难,你如果把这个项目扛起来,你可能就财富自由了。我说我怎么扛下,这么多钱?他说你应该学学(两个导演名字),人家都已经成为制片公司了,你这还是打工呢,你往前走走,你看你能不能靠你的方法把这个项目资金堵上是吧?“啪”一拍我大腿。
749补拍片场的韩三平
我说我都垫了钱,三爷说这垫的钱就算你投资了,只有你投进去,大家才相信你,才会觉得你是股东。同时王中磊拍了我右边的大腿,以示鼓励。
我两边大腿被他们俩各拍了一下,就把我拍进了这个局。
我有好几年都觉得自己被忽悠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投任何一部电影。但现在如果我自己的电影不让我投都不行,我为什么不投?我相信自己,我也会做得更认真和慎重。
以前导演在整个产业中本质上就类似于一个代孕角色,等任务完成了,孩子就被接走了。然后卖多少钱都是人家的,你再也没有机会跟它去产生任何关系,你去个电影节都得找人家问能不能借个拷贝。
现在我觉得疫情后,产业应该有新的产业逻辑,你比如说IP必须是我自己的,我们开发了这个IP,为什么要卖掉?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它沉淀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我们既然要做这个公司,它就应该有更长的寿命,它价值实际上是IP的价值,它不是我的生命的周期,它是个IP的周期。所以我现在开发的电影不让我投都不行。
拼了,就要在这条战线上活下去
但那时候企业也没有什么钱了,项目也没有什么钱了,我从家里拿钱给公司发工资也常态。
我拍戏期间减剧组的时候也在减公司的(人),我们公司从最多70多个人到我杀青回来的时候还有40多个,之后开了闭门会,高中层又走了18个。
我们当时跟被迭代的团队告别的时候就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带那么多人走下去了;我说留下的人过得不是好日子,你们走的人也不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我要带一批人杀出重围,我们留下来的人唯一的任务是让这个电影活下来,但是你看这戏现在缺口多少。
我以前不想把太多精力放在管理公司上,我还要做电影呢。我作为一个创始人,我不知道什么事儿是我必须要管,我以为这事交出去才是最专业的。
上了MBA,我发现我脑子里几乎所有关于商业的知识,几乎都是错的。
那时候我们融了些钱,一直在投,投创业的人,投青年导演,你说投的对吗?也没毛病。其实风险还挺大的。我不懂人家说这个事儿,当时团队一部分人是我们股东的人,他们都是金融人士,人说将来可能是10倍20倍100倍的收益,为什么不投。
那时候真的不懂,是一个商业老白,原来我用人就是朋友逻辑,看谁眼顺、关系好就用,后来在商学院才第一次听到KPI这些词儿。
陆川在拍摄中
但是投的钱没有一分钱回来,怎么跟人退出?
人家自己都赔了,你也不好意思追到他家里去,交个朋友算了。
我眼前就做自己懂的事儿。
那时候就生存逻辑,有什么干什么,搓背如果能给我广告的钱,我也能去搓一下,可惜没那技能,但拍广告是我专业。
原来有人找(拍广告),我真挑,那时候有点清高,时间不趁手或者心情不太好的,或者觉得品牌跟我不匹配的都不能拍是吧?
但20年我就派出了团队去找广告,毕竟我们拍得好,然后低价,那一下活就来了。然后接真人秀。
你发现广告是最快的,周期短,两三天就拍完,但它从开会到完片得俩月。我就老得坐在那陪笑,这个事儿也挺痛苦,以前作为电影导演是不愿意接受这事儿的,但现在我职业性的这种陪笑已经很会了。
也确实是拼了,那一年我拍了十几支广告,几乎每个月朋友圈都会有广告出来,行业里说老陆抢钱抢疯了。我们就要创品牌,就要在这条战线上活下去,当时不知道还能干别的。
拍广告首先保住了公司团队,也保住了后期制作的核心团队,重要的是,公司开始有正向的流动资金了。
我很快发现它(广告)锻炼了你,广告流程化管理非常严苛,因为这点利润全在周期上,你超一点周期,这就算义务劳动。所以拍完这二三十支广告之后,我们公司内部的成本管理这套流程是被夯实的,我们现在拍什么东西,第一讲究不能超预算,第二不能超周期。长时间的反复的用商业项目去磨砺,对我们团队和公司的管理以及这种内控,还有包括OA系统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大帮助。
但广告它虽然快但是(钱)少,我们视效团队常年二十几个人,挣那点儿钱真不够花。而且你越拍越绝望,你操的心是一个卖白粉的心,但最后做出了的就是一颗品相还不错的白菜,人家快销的“嘣”就推到市场上,内心就很痛苦,特别期待着能回到电影。
而且广告都是冲着我来的,我说让别的导演拍我监制都不行,这是我在广告行业没办法大发展的一个问题。今年我们要强推合作导演,就这个事儿客户要认,如果不认我们就宁可先放,否则这个事儿就我们腿就迈不开。
陆川团队在拍摄中
圈里朋友劝我,你一个电影导演一直拍广告,会消耗你的品牌价值的。其实我心里也有坎,因为你电影做不完对电影导演来说是个原罪,我自己是有羞耻感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索性就不接触外界。
但后来我这坎儿过去了。有一天我跟一哥们吃饭,那时候我已经拍了20多支广告了,他说最近圈里老说你拍广告,看你挺疯狂的。但那会儿疫情你能天天拍广告也是一事儿,所以大家从开始的吃惊迅速转为羡慕。我那天就跟他说,我说兄弟我已经不拍广告,我开始拍剧了。
冲进去,成为剧集行业的野蛮人
21年初我们做战略的时候,我就说一定要做剧。
一是广告这块业务的收入不足以支撑电影业务的耗费,二是上过MBA后我就意识到单一产品线对于企业的发展其实很危险,而我们企业最有竞争力的显然是内容研发,所以我们要做剧。相比于电影,剧集的市场更商业。
这艘船更大,我们必须上那艘船。
我们迅速搭建了剧业团队,我提出要当年拿项目当年开机,我就提出一口号“开门办厂,服务行业”。
19年以前我们都立足于自己研发项目,但周期长见效慢,而且孩子们都比较年轻,你很难在一个团队里边聚集这么多的高手,雇不起。
我就说一定要冲进去,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野蛮人,就像广告一样。
陆川在拍摄中
我们没有资格做版权,没有钱,但内容能力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去进入市场。我就自己冲出去,从一个兄弟公司找了一个项目过来,他们从韩国买了《good doctor》,但他们落地不了,我说咱俩合作,我帮你开发我帮找平台,然后挣这个承制费。然后就有了《非凡医者》。
但这个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也被一些平台拒绝,因为《749局》的问题有很多流言蜚语,最后合作成的芒果台,就直到片子播出前他们才说,川导真的太多人劝我们别跟你合作,为什么?第一你现在《749局》缺钱,说我们要跟你合作,是不是做剧集的钱你会挪到《749局》上去?第二就是说你作为电影导演你不会亲自拍的,你也不会用心的,因为你有电影要做。
但是最后她说第一没有想到我自己把剧本全写一遍;第二,财务很透明,我们没有任何挪用;第三,我从开机到杀青每一天都在现场自己拍。
紧接着我们就跟另一个兄弟公司合作了《借命而生》,他们也是开发出了问题,我说拿过来,不就是写剧本这点事儿,我就帮他们找编剧做剧本,然后一块找平台就进了迷雾剧场。
今年2月4日,《借命而生》杀青。这两部戏,都没有超期超支。准时开机,按时杀青。
剧集经过这两场战役,我们基本上稳了。锻炼了团队,跑通了管理流程,完成了作品,重建了口碑。更重要的是,因为剧集的制作,新资方看到了我们企业的价值,为《749局》电影等来了新的投资人。
我做剧集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丫有一电影丫肯定不会全力以赴”,错了,我做剧集的时候我100%给剧集,我必须在剧集这个赛道上活下来,我要用剧集养电影,所以我在这事上我必须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但我是在100%的投入之外,我再拿出该睡觉或者该歇的20%给电影,因为我还得跟Dneg(Double Negative英国著名视效公司)开会。
Dneg是一巨牛的英国视效公司,什么《沙丘》《阿凡达》《普罗米修斯》……就好莱坞牛逼的片子才去英国做,我们现在将近1000颗镜头就是他做的。别处再怎么省,制作这块不能省,我希望我们留下这个作品是会有人看的。
最开始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巨high的价,我一看完了,他们报那价比我整个电影成本还高。但我又心痒痒,你不跟这种顶级视效公司合作,你怎么能够取得真经?
杀青之后赶上疫情,我估计他们也闲着,就开始聊,一周一次会,比如说剪镜头什么,这设计怎么弄?全行业我估计都觉得这电影死了,只有我的那些视效公司从来没觉得,因为我老跟他们开会啊。
聊了一年,成果是制作费降了一半左右,我还是够不着。最后我就先斗胆不要脸地提了一下,说能不能投我一点?现在觉得好无耻,他们居然说考虑。他们也是喜欢这电影,就说拿出一半制作费算投资,而且不占国内的,占海外的。这一下又救了我。
陆川和王俊凯在片场
Dneg签约那天告诉我,这是他们历史上亚洲唯一一部投资的电影。人家挣制作费的公司,凭什么投资?每天一睁眼就得发无数工资的视效公司投了我的《749局》。我觉得是件骄傲的事情。
关键Dneg最牛的一点是大合同我们这两天才签,他们在没有签合同的情况下,已经在这半年里给我们做出来好多镜头了,太讲人情了。
疫情后去年6月我们做了一次股权融资,陆续进了2100万,当时也跟人说好钱进来就做《749局》,我直接就把所有的制作闸口全打开了,现在全球有16个国家的供应商团队正在给我们这电影做后期特效。
我没有什么特别恐惧的了
我到今年才知道这电影一定能做完。
2月4号《借命而生》剧集杀青,我就在那扒拉我手上的钱,我反复盘预算,发现等这剧的导演费承制费到账之后,这钱往我们这小小的资金池里一放,跟我的完片预算 Even了。我觉得牛极了,走路就开始横着走了,就爱谁谁,我知道电影可以做完了。
这两年尤其今年开始,对于《749局》流言蜚语明显减少了。以前当这个戏不能明确的我能救活的时候,我不太想说,谁让你电影没出来,这就是原罪。
另外,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我老在外面说资金不到位,会不会给人家雪上加霜?所以我一直闭嘴不说。
我这两年变得很勇敢,谁说不好我打电话过去,我说听说你在哪个酒局上说我电影不好,我说你为什么说这话?我打了三个类似的电话。你能感觉到对方立刻慌张,他说我没说,我说有人听到了,而且告诉我了,我觉得是你说的,因为你会说这个话,你其实知道真相,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会当面跟他对质。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就怕阳光,当你直接面对他说这些事的时候,你会再也听不到这些话了。
打第一个电话之前转了很长时间腰子,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怎么能跟他撕呢?但第一个电话打完之后,立刻就自由了。
当你要去承担一个机构的生死的时候,这些事都是小事,脸什么的不重要,我们这是一事业,你不能在背后随意抹黑,因为我们也没有欠任何人的款,是别人欠我们的,我们有什么责任吗?任何一个导演你一个项目1/3投资不到,他能做完吗?而且我们现在是垫资做这事儿,不是,投资。这些事谁也不能说,这是我底线。
这两三年,我把公司以前的一些乱八七糟的烂尾的东西也都处理掉了,2022年,当最后一个官司了掉的时候,我觉得天都晴了。我们去年做了一轮股权(融资),他们进调的时候问你有没有欠款,我说一没有欠款,二没有官司,特别自豪。
现在所有的事我都是享受的,从春节到现在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司机都扛不住了,换了三个司机——但我很享受,终于和电影在一起了。
它是我这个时间段我自己最热切要表达的东西,粗糙和精细都是我这个阶段的陆川,我觉得挺好,这事成了。这些兄弟把钱扔在我身上,我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最后这一棒我跑了五年,虽然长了点,但是我对自己、对资方对我所有的朋友都有交代,我把这艘船拖到了港口。
我觉得很多东西放下了,对我来说这就是成长,我没有像别的片子上片的时候焦虑,我现在无所谓,我没有什么特别恐惧的,这个片子骂和赞都正常。从杀青到现在5年了,这5年中我无数次审视它,如果它不靠谱,如果它不够硬,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孩子,我肯定转身就走。
现在《749局》对我来说,就陈桂林(电影《周处除三害》中角色)那句话“我要让世界看到我”。没有什么得失心理,电影出来就行,我说它卖一块钱我都赢了,因为这事儿真的很难,但我们也不会卖一块钱。反正我赔了我是最大投资方,我跟你们所有股东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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