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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旬老太守国门”，如何从学术角度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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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

《歌手 2024》这个回锅综艺

竟然爆成这样？

“五旬老太守国门”，如何从学术角度吃瓜？

（图片来自于互联网）

故事很简单：

一场在国内的歌唱比赛，

前两名居然被外国选手包揽，

那英位居第三名，

一时间造成了全民吃瓜和疯狂造梗热潮：

五旬老太守国门

英子歌手历险记

全民摇人，救救那英！

“五旬老太守国门”，如何从学术角度吃瓜？

一个学术 ” 吃瓜 ” 角度来了！

小邦用《娱乐新闻小史》一书

带你 ” 八卦 ” 一下：

媒体在名人及名人文化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媒体怎样推广名人转型制造名人？

你是如何被媒体引导 ” 吃瓜 ” 的？

媒体如何制造名人？

（节选自《娱乐新闻小史》，

有删减

原标题：从中介者到制造者：媒体角色的转型）

名人现象由来已久，但名人只有在被媒介化之后，才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文化现象。各个时代都有声名卓著的人物，有的是流芳百世，有的是遗臭万年，有的是领一时风骚，有的仅在小圈子里出名。他们因血统或成就而受人瞩目，成为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众人目光之焦点，扮演领袖、模范或反面教材的角色。总体而言，他们是因为个体成就而获得关注，而不是因为被关注而获得成就，更不会把公众的关注作为个体成就。

在大众媒体时代早期，媒体勤奋而忠实地扮演二传手的角色，将其他文化所构建的社会身份，如政治家、商业大亨、体育健将、劳动模范等向大众推广。当时，媒体如同推广汽车、香烟、麦片一样推广名人，收取相对廉价的计件工资或计效工资，如根据广告的篇幅、时长或发行量支付的广告费，或根据新闻或软广告的社会影响等折抵的赞助费等。这一时期属于印刷媒体时代。尽管摄影术的发明推动了名人文化从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的转型，大众媒体也通过其巨大的社会覆盖力 ” 制造 ” 出了众多名人，如记者、漫画家、专栏作家、连载小说家等，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名人的生产逻辑没有改变，依旧是个体成就突出的人经过大众媒体的传播渠道而为更多人所知晓。大众媒体是其个体成就的二传手、放大机、加持器。

但图像媒介的诞生创造了全新的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经历世界的方式。与印刷媒体不同，图像的目标 ” 不是让我们了解一种情况，而是让我们参与到一个事件中 “。在一个 ” 眼见为实 ” 的文化里，媒体图像在不断重复中提供了稳定的意义和解释形式。影视行业的梦工厂开足马力，日夜不停地制造出漂浮在现实之上的巨大梦幻世界。如特写、定格、快进和蒙太奇剪辑等技术，都使得镜头里的人物似乎生活在一个超越现实的神祇世界里。他们面容俊美、智计百出、道德高尚、成就非凡。与此同时，他们又不是小说里赖个体想象而存在的虚幻人物——他们是真实的，血肉丰满、颦笑动人，住在加州洛杉矶、首尔汉南洞或北京朝阳区。这种现实和虚拟的混合令大众媒介拥有了类似 ” 创世 ” 的能力。此时，名人才从一种社会现象变成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由大众媒体主导和推动的文化形态。

在这种全新的名人文化中，名人形象不再是其身份和自我意识的真实反映，而是由技术和媒体所驱动的一种符合公众期待的媒介化建构，是名人、经纪公司（包括经纪人、公关宣传、代理人）、媒体和观众四方协商的产物。名人的经纪人等与媒体协商，获得曝光量；媒体与名人互相加持，包装出具有竞争力的名人形象以争夺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观众则通过媒体消遣名人，实现放松休闲、饭后谈资或身份认同等一系列目的。大众媒体从社会身份的中介人变为生产者，成为 ” 信息、传统、道德规训的首要提供者 不仅如此，媒体还成为社会本身最重要的说书人 “。

媒体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转变是社会结构调整的产物。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人们通常将媒体视为中介物，是平台、渠道或宣传工具，其行为服务于其他权力机构——主要是国家，有时是资本——的利益。当时文化研究的主流是透过媒体活动考察其背后的利益关系和权力机制：大众媒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工具，是实现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服务于更基础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然而，随着媒体产业的迅速崛起，媒体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发生了剧烈变化：公共广播电视被私人媒体机构乃至跨国媒体集团代替；媒体巨头不再受某一政权的完全节制，媒体商业组织的首要任务也不再是服务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构建共同体身份，而是以声称 ” 服务国家 ” 为手段实现商业扩张，最终服务于组织自身的资本权力。

当迪士尼之类的媒介巨头垄断全球传媒市场时，资本的天然属性便会要求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此时，它们自身的利益诉求不能总是与自己所在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媒体巨头——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媒体巨头所在的跨国利益集团——便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如游说政治权力、修订规则和创造领袖等，输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此时，原本各国基于国家利益而建立和培育的意识形态产业走向了政治权力无法完全控制的方向：媒体活动产生了新的主业，即，服务于媒体组织自身的资本利益，而其意识形态结果则降级为媒体产业的副产品。

相应地，大众媒体不再是其他社会机构的附庸，而是自身建立起了完整的商业运作体系；媒体也不再仅具有依托于既有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成为一个 ” 有着自身利益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装置 “；与此同时，由于媒体产业的核心产品是意识形态产品，它比一般的现代工业，如加工业、制造业、运输业、医药业等，具有更强的统摄性、通用性和交换率。如此，媒体权力也不再是纯然的商业权力，而是具有 ” 准国家权力 ” 性质的 ” 元资本 “。

所谓 ” 元资本 “，是指 ” 能够对其他权力行使权力 “，并且其权力行使方式超过了其他类型的权力交换率的一种权力。布尔迪厄界定的唯一一种元资本就是国家权力。尼克 · 库尔德利援引此定义，将媒体权力的运作方式与国家权力相类比，认为当前的媒体权力也是一种能够对其他权力行使权力的元资本，是谓 ” 媒体元资本 “。媒体资本重新定义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构成方式。它选择、推动和鼓吹那些对媒体资本扩张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思潮，如激进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私有化，忽略、贬抑、丑化和压制那些损害媒体资本扩张但可能有益于整体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如保守主义、集体主义、公共福利制度和社会主义。它不仅在媒体产业的王国中呼啸来去，而且将主打的意识形态产品向其他行业以一种不对等的方式交换乃至强制交换。意识形态——而不是一部影片、一个明星、一种新的节目形态——是媒体工业的核心产品。

（以上内容节选自《娱乐新闻小史：从讲八卦到流行文化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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