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黄渤倪妮新片，用「文学感」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新华娱乐网

6月19日，由管虎导演执导，梁静担任总制片人，黄渤、倪妮领衔主演的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举行了首场放映，该片与其他13部影片共同入围本届上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

影片讲述一个男人（黄渤饰）和一个女人（倪妮饰）在特殊时期同时飞抵香港，等待入关大陆期间的故事。二人同住一个酒店，彼此之间仅仅一墙之隔，在意外之下相识，短暂的生命交集中把自身背负的巨大压力倾诉于彼此，寻得心灵港湾；

而在二人获得可以返回大陆的抽签名额后，他们又回到原本的生活轨道上，面对自己的家庭和责任，这次特别的经历由此成为二人之间共同的、带不走的回忆。

从本质上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部关于中年困境的电影，是一部让人借助一段“暂停时光”。对生活的可能性重新进行思考的电影。

“等待入关期间”作为一个特定时间节点的人生断面，让中年人的很多问题一一浮现：男人这边，工作陷入停滞、家庭内外的重压、至亲好友意外状况频出，所有问题纠缠在一起无法解决；女人这边，濒临触礁的婚姻、身心难以安抚的孩子、命悬一线无法相见的亲人。众多切实的焦虑在肉身无法在场的远程沟通中迅速爆发、扩散，又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稀释和溶解，成为一种中年人的生命底色。

相比起管虎导演之前的很多作品，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强烈的男性气质，这一点从片名和编剧团队上就可以看出来，此次他选择与两位女性编剧合作，为的就是能从两个性别各自的角度对中年困境进行全方位的诠释。

在访谈当中，管虎导演一直在强调这部影片的难点在于其平衡和“分寸感”，这种分寸感是从剧本阶段就开始必须得到把握的——要怎样诉说、宣泄各自的情绪，怎样平衡两性之间各自的困难，怎样呈现二人的情感状态……所有这些都考验着创作者对特殊时期个体的困顿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总策划刘震云也从“文学性”的角度对剧本进行了帮助，而这里所谓的“文学性”，就是超越简单的概念、定义，也就是“分寸”。

当然，“分寸感”的实现也必须依靠演员对于角色的精微呈现。

表演方面，影片开始不久，黄渤和倪妮就有一场精彩的隔空对手戏：双方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声音越过阳台中间厚厚的隔板，在整个酒店后街上空激烈弹射。

而见面之后，二人在空无一人的酒店后厨里聊起自己在内地的朋友和生活，聊起已经逝去的人生中的美好时光，整个段落也成为全片中最令人动情的高光时刻。

有趣的是，管虎也在访谈中提到，导演在片场需要做的并不是激发演员的能量，而是让两个技能值爆棚的演员回归到某个特定的阈值之内，从而实现影片整体氛围和情绪的流动感。

如果说故事的前半段在酒店的房间里发生，考验导演在狭小空间内的场面调度能力，那么到了后半段，两个人被迫离开酒店陷入无处可以安身的窘境时，导演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男人和女人与香港的城市空间进行互动、融入到整个城市氛围中。影片全程在香港取景拍摄，除了内地创作者与香港团队的磨合问题构成的挑战之外，更大的考验在于，除了中年困境之外，如何在背景层面让一个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与内地的观众产生深切的共鸣。毕竟，两地普通民众在特殊时期的遭遇既有共同点也有极大差异，对此，管虎导演有着自己的想法和答案。

以下为陀螺电影记者独家专访全文。

陀螺电影：先说一个题外话，《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映时间几乎和《狗阵》在院线上映的时间一致，那在创意上是哪部影片在前？

管虎：其实是《狗阵》在前，它是2020年开始弄剧本，21年拍了三个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22年才开始的。

陀螺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源起是什么，为什么会拍摄这部电影？

管虎：这部影片的想法其实不是突发的，我和黄渤特殊时期三年一直待在一起，想一起做点什么。我们觉得再做之前的那种电影，意思也不大了，这回想做点真的东西。我们俩都到了这个年纪，家庭生活里的孩子、老人等等都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就想拍一个关于生活的电影，比如就是在一个屋里发生的事情，这之后朋友们陪我聊天，慢慢就有了这个故事。这个电影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好多朋友都遇到过的真事，所以我也是想借这样一部电影，说点自己内心的情感。

也是因为这点，这个戏的分寸特别难拿捏。

陀螺电影：您指的这个“分寸”是？

管虎：全部。故事分寸，人物表演分寸、人物之间打交道的分寸。所有这些都是一个似有似无的感觉，像中国画一样，点到为止，稍微过一点就不对了，或者只有一点又会感觉不到了。从导演的角度上看，比如说一场戏的设置，稍微过一点就会产生歧义；镜头落在哪里很关键，搞不好就会给人感觉导演要说什么话似的。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个分寸的问题。这个原则是包含在一切里的，剧作也包含在内。

陀螺电影：提到剧作，这部电影有两位编剧，您和她们是怎么合作分工的？

管虎：我之前的电影的剧本都是自己写的，自己写有好处，也有特别不好的地方，就是主观性特别强。当你觉得好，别人觉得不好的时候，你会生气。所以我现在换一种方式：一开始我有了这样一个主意——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在封闭环境下，孤独的、不认识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我需要把握的是我要的是什么、分寸是什么，然后在与两位女性编剧沟通之后，她们可以弥补我在对女性了解方面的缺失。过程基本是大陆编剧来完成故事，香港编剧来调整润色。

陀螺电影：刘震云担任了这部电影的总策划，他为这部电影做了哪些工作？

管虎：我们在撰写和修改剧本的过程中，他一直在。他提供了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学感。我觉得这个故事不管后来拍成什么样，它首先需要一个文学的底子在那里。在这一点上，我是依靠他的，而这个文学感具体指的就是分寸。其实我们电影人做剧本，特别容易做得太明明白白，而文学感能给你一种模糊美学。

陀螺电影：这个剧本大概写了多久呢？

管虎：这次特别快，三四个月。在写的过程中，和两位演员一场场聊，调整。我先让黄渤和倪妮这两位特别优秀的演员发挥出来，我作为导演再往回控制。当然剧本调整的过程里还有总制片人梁静，有时候摄影师也会在。

陀螺电影：这个男主角会做饭的设定是根据黄渤个人的经历来的吗？

管虎：对，黄渤平时就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黄渤的技能特别多，他老想演，但我就不让他演。我就和他一直较劲，让他沉浸在这个似演非演的过程当中。

陀螺电影：您是怎么确定和倪妮的合作的？

管虎：我一直都很欣赏倪妮，一直想找机会跟她合作，但我之前拍的戏没有一部合适她的角色。

陀螺电影：关于分寸感，除了在剧作层面，在导演层面您怎么去把握？

管虎：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课题。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过了，或者不够，最后就重拍。比如有一段大堂经理的戏，一开始拍完我觉得不太好，开始有故事感了，所以就回去补拍，补拍完了最后还是给剪了（笑）。

陀螺电影：酒店的主场景是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选定了吗？

管虎：我们是先出了一个故事框架，因为60%的戏都在酒店里，所以景很早就选定了。因为写剧本阶段，大家都在香港，会一起去实景采风。所以这次跟之前比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次是反向的，是我们根据这个景的特别之处，反哺回剧本。

陀螺电影：那个阳台的空间特别有意思，因为整个酒店就只有那一层有阳台。

管虎：对，当时所有人都跟我说香港的酒店没有阳台，不可能有。我就不信，最后还真就找到了。

我在香港的感受很奇特，它既充满新奇，又很亲切，文化上既有差异，但差异又不大。这个感受很有意思，感觉能做出点什么来。在接触香港的过程中，我觉得香港和我们表面看上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把机器摆到公屋，就是底层，那里有很多很温暖的力量。他们克服困难的能力无与伦比。香港人特别能吃苦，这是给我们的教育。

陀螺电影：在这个电影里人物有一大部分的交流都是中间隔着一个洗手间之间的木板完成的，这样的戏您是怎么完成呢？

管虎：我们选好了这个景之后，我在摄影棚里模拟了一个简易的场景，让两个替身演员在棚里排练。在他们排练的时候，我直接用摄影机拍下来了，剪好了给黄渤和倪妮看。两位演员都觉得不行，于是他们都亲自来排练。实际在现场拍摄的时候，一共就用了几台摄影机，这个屋子太小了，机器多了根本进不去。

陀螺电影：所以两个客房中间隔着一个木板这个设置，在真实的酒店里就是那样的吗，还是您的设置？

管虎：真实，那个酒店原本就是这样的。一开始我们只是先有了这样一个构想，希望找到一个酒店的两间房是隔着一个木板的。幸运的是，我们在启德机场旁边找到了这样一个酒店。那就是启德机场的一个特别老的酒店，是1984年建的，刚好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我当时还挺吃惊的，竟然和我写的一样。

陀螺电影：在您找到这个酒店之后，拍摄上有遇到什么困难？

管虎：这回在团队上，我只带了制片人和执行导演，其他都是香港团队。香港和内地工作模式不太一样，开始是有些不适应的。香港团队好的地方是，他们没有“开天窗”这一说，如果今天通知明天不拍了，他们就全都回家住；不好的地方是，比如我让大家围读剧本，所有组都会不理解为什么要围读，因为他们每个组每天都会换人，我每天见到的摄影助理或者别的工作人员都是生面孔。所以，对他们来说围读是没有意义的。他们是工业化生产，拍摄时间短，但工作效率极高。

陀螺电影：这部影片一共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管虎：50多天。但中间拉得战线比较长，中间会停，然后再拍。香港那边剧组的习惯是这样的，中途都会停几天。（停拍时您会怎么安排？）这之间会剪辑，所以后期的时间也就变短了。

陀螺电影：中途停拍和每天换人其实是和内地拍电影很不同的，那么拍摄的连贯性上要怎么去维持呢？

管虎：他们每个组的领头是固定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体系，维持这个工作方式。说回遇到的困难，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很多人学粤语都很快，但我没有这个语言天分。所以在片场大家会努力跟我说普通话。后期，我们的场记会帮我翻译。好在我们的摄影师是在香港待了三十年的内地人，所以这点对我帮助很大。

陀螺电影：电影的后期是在内地完成的吗？

管虎：对，我所有的电影都是在内地和固定的班底合作的。这次拍完之后一个月就剪完了。剪完的时候是2小时左右，没有太大的修改。

陀螺电影：您在剪辑过程中的感受和写剧本的时候的感受是差不多的吗？

管虎：感受很不一样。因为这部电影是以表演为主的，景别都比较紧，依靠两个好演员的表演，呈现出来的效果和文字肯定是不一样的，两个演员带来的临时的、灵动的东西是文字里没有的。我觉得我捕捉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之前没有过的。

陀螺电影：所以现场会有很多即兴的成分？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

管虎：其实很多都被我剪掉了，但比如说黄渤在后厨做饭那场戏，是没法提前设计的。我只会给他们一个最高任务，这场戏里到那个点要干什么，也没有准确台词，就是这样来的，结果往往最好的都是第一次。

陀螺电影：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您一贯的创作：我发现动物是您的作品里经常出现的元素，这个电影里也有动物。关于电影中路上的野猪，您是怎么考虑的？

管虎：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虚构的，我在香港写剧本这段时间，遇到了三次野猪。当时香港街头有很多野猪，香港人也都司空见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