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特工队2》:我们都是迪士尼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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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2》:我们都是迪士尼的孩子

特约作者:张佳

《头脑特工队2》:我们都是迪士尼的孩子

“迪士尼文化会毁掉皮克斯。”

2005年冬天,在与迪士尼新任CEO罗伯特·艾格商讨收购时,史蒂夫·乔布斯在白板第一行写下这句话。

那时皮克斯正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宣发、营销环节的羸弱,让这家以内容主导的电影公司难以抢占市场份额,而动辄四五年的动画制作周期,更令失败的风险难以承受。与此同时,许久没有制作出经典作品的迪士尼,正处于行业低谷,曾经的动画帝国再也无法提供新颖创意,让位于佳作迭出的皮克斯和梦工厂。2006年的这次收购,被认为是改变动画影史的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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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也不负众望,加入迪士尼后的皮克斯工作室更专注于自己擅长的内容领域,以旺盛的生命力迎来了创作巅峰。皮克斯的黄金十五年始于1995年的《玩具总动员》,其后陆续推出备受赞誉的《怪兽电力公司》《海底总动员》《超人总动员》,而在收购后,皮克斯更是制作出名垂影史的杰作:《机器人总动员》《飞屋环游记》,以及《玩具总动员3》——这部最伟大的动画续集。

这样的辉煌在2010年后有所削弱。随着《魔法奇缘》《无敌破坏王》《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陆续上映,迪士尼终于找到了自己属于21世纪的动画,2016年《疯狂动物城》和《海洋奇缘》同时拿到奥斯卡提名,而同年皮克斯的《海底总动员2》却饱受诟病。

这样的颓势似乎暴露出皮克斯面临的尴尬局面,但却并不意味着失败。这个以设定创意和亲情讲述见长的动画工作室,依然顽强开拓自己的原创作品,推出了《头脑特工队》《寻梦环游记》这两部经典。尽管“海底”“赛车”“超人”系列续集差强人意,但《玩具总动员4》总算为这个系列收了一个不错的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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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颓败是从2020年开始的。和全世界所有的电影工业一样,2020年人们陷入到从创作到生产的系统性困境。《1/2的魔法》《心灵奇旅》《夏日友晴天》《青春变形记》,这些皮克斯作品一次次辜负观众期待,更令人失望的是,它们显示出某种与迪士尼高度同化的倾向:精良的画面制作、正确的身份政治、模式化的情节讲述、精打细算的笑点铺排,尽管在故事立意和情感表达上做出努力,却终究让人觉得隔靴搔痒,甚至《光年正传》——这部经典系列人气角色的衍生影片也如此惨淡——我们甚至很难看出它们和同期迪士尼的《寻龙传说》究竟有什么区别。

终于,《头脑特工队2》改变了这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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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2》延续了第一部的设定和情节结构,从英文片名Inside Out可以看出,故事讲述内部的东西跑到外部,即大脑总部的情感人物意外进入了记忆储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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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作不同,这一次离开大脑总部的不只是乐乐(Joy)和忧忧(Sadness),还有厌厌(Disgust)、怕怕(Fear)、怒怒(Anger),第一部中全部的五种情感。故事接续前作讲述,莱利大脑中的五种情感形成以Joy为核心的共同体,树立了由“I’m a good person”主导的积极“信念”。但随着莱莉进入青春期,大脑总部新来了有焦焦(Anxiety)、慕慕(Envy)、尬尬(Embarrassment)、丧丧(Ennui)四种情感角色。在主导者Anxiety看来,旧有的积极“信念”无法帮助莱莉融入高中冰球团体,阻碍她在现实生活中获利,因而将五个旧的情感角色丢出大脑总部。

于是,不同于第一部里Joy和Sadness的对立,续作故事延展为Joy与Anxiety的矛盾关系。然而,这两种情感并非Joy/Sadness那样显而易见的二元对立,他们的矛盾关系更需要依靠莱莉在生活中的现实抉择体现,因此与第一部相比,《头脑特工队2》离开大脑,增添了更多莱莉生活中的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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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青春期的莱莉,情感变得更敏锐复杂。她和朋友们进入冰球集训营,在新的团队和旧日朋友之间陷入焦虑,难以抉择。这是一个典型的萨特式存在主义时刻,莱莉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困境,为任何一种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感到恐惧和惶惑。在萨特看来,人在悬崖面前,会因自由地沉思危险的行径而感到“可能性的眩晕”,在眩晕中人为坠落而痴迷,而倘若人被牢牢捆绑在悬崖边,则会放松下来。因此,是自由,而非限制带来了这种存在主义“眩晕”。

长大的莱莉离开家庭和校园,投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人际关系和未来的可能性让她面临一个接一个的抉择,似乎每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都足以决定未来。告别童年,快乐无法成为生活先验的正义,那些具体而鲜活的利益分配让人对快乐的合法性产生质疑。于是,Anxiety替代Joy成为大脑总部的主导,他让莱莉生活中的诸多细节视为利益抉择,而在焦虑的影响下,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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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系列坚持这样创造性的设定:是情感支配了我们的行动。在情感的视阈下,理性/感性的二元对立不复存在,人因情感的交互作用而发出现实行为。与Joy主导产生的积极“信念”相仿,在Anxiety的主导下,莱莉受困于自我怀疑和对未来的担忧,抛弃朋友,偷看教练笔记,最终形成了“I’m not good enough”的“信念”。

皮克斯始终追求动画的情感维度和现实性,当青春期的莱莉陷入诸多焦虑,不确定的可能性黑洞般将人吸入深渊,现实是如此现实,危险和利益一样,从来都真实得不容置疑。当善良、真诚不再成为信仰,利益的可能性与模糊的道德进行最后的狡计,这是成人世界每天进行的世俗游戏,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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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头脑特工队2》的立意超出了第一部的局限。作为续作,它不再需要占用大量篇幅介绍头脑世界的版图和设定,留下更多空间给人物和情节。与第一部相比,《头脑特工队2》的角色性格更为鲜明,Joy和Sadness之外的其他主要角色也都得到各具魅力的呈现,同时,又加入了冷月刀客、Bloofy和Pouchy这些幽默桥段。更重要的是,在创造性的演绎之外,《头脑特工队2》触及到了时代的真实症候,它让我们所有成年人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辛酸和不甘,那些懊悔和自责,而所有的成年人都曾经是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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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Anxiety并没有被塑造成一个终极反派。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让选择变得“正确”,在把莱莉逼迫进入焦虑的风暴后,Anxiety自己也流下眼泪。

和前作中的Sadness一样,排除可以暂缓悬置问题的影响,却并不是真正的解决方式。无论是消极记忆,还是Anxiety,他们都是莱莉大脑的一部分,《头脑特工队》,或者说,迪士尼和加州左翼文化,始终把包容视为最终的真理。在这个意义上, Joy和Anxiety再次成为一体两面,他们的对立性并非源于情感本身,而是同在一元论的基础上,支配人类产生不同方向的极端行为。无论是“I’m a good person”,还是“I’m not good enough”,他们都是单一情感霸权下的意识形态,一个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一套自我pua的翻译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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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后,左翼思想在美洲大陆的通俗化、流行化,带来了无可否认的现实变革,也为大众文化植入了新的价值标准和审查机制。这样的趋势在2016年后出现应激式增长。根植于受教育程度最高,受左翼文化影响最深的加州,迪士尼近年的作品更为夸张地注重作品身份立场的正确性。这不仅表现在《星愿》《魔法满屋》等动画片中,真人改编IP《小美人鱼》,以及收购的21世纪福克斯、漫威、卢卡斯影业,大量经典的系列电影,都纷纷出现“左转”倾向。

加入迪士尼的皮克斯同样深入这一浪潮。《寻梦环游记》中的墨西哥文化、《1/2的魔法》中的狮蝎兽、《心灵奇旅》中的非裔、《夏日友晴天》中的兄弟情,以及《青春变形记》中的亚裔。动画人物往往聚焦于权力薄弱、遭受边缘化的少数群体,追求平等、多元的文化差异,这同样也是这个移民国家所信奉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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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系列同样遵循多元的故事立意。如果说第一部是反对Joy的单一霸权,推崇五种情感共同的和谐互动,那么第二部则更进一步,它不仅否认了Joy/Anxiety的个人领导,而且将关怀范围扩展到主体的记忆领域,否认了情感角色们对莱莉个人经历、记忆的筛选。在第一部结尾,Joy接纳了Sadness,而在第二部里,被接纳的不仅是Anxiety等四种新情感,更包括莱莉自身,那些刻意遗忘的过往和不堪,接纳一个完整的自己。

于是,一个新的“信念”出现了。它不那么积极、完美,但却最为真实。它包容了所有的快乐和悲伤,还原事件的完整性——而非在单一意识形态的翻译下编造阐释。所有的情感和经历被放置在平等的位置,没有等级的筛选排列,没有谁被认为更重要,也没有谁应当遭受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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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迪士尼左翼文化的批评,往往聚焦于它的“虚假”。在一个阖家欢乐的影片里兜售廉价同情,无法实现任何具体的社会变革。它画出一个弹琴的黑人,却不愿意描绘非洲真实的死亡和贫穷——因为他们不美。这种白人的高姿态同情过于廉价,更像是对自我罪恶的狡辩,“何不食肉糜”。人们看到那个幸福美满的结局,用泪水洗刷真实的社会不公,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通过票价收买了应有的悔恨和自责。我们走出电影院,似乎那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都因片尾歌曲而得到拯救。更何况,在这个售卖平等和多元的电影工业、迪士尼帝国里,公平从来没有真实出现。

然而,这样的批评或许过于苛刻。我们很难要求一个文化产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做出振聋发聩的系统性变革,何况其背后有无数打工人真诚的努力和付出。迪士尼无法带来共产主义,但它对公正、平等的朴素追求,及其所带来的感动,却从来都是具体而真实的——就像迪士尼乐园的烟火,还有《快乐无边》主题曲。与德桑蒂斯在佛罗里达州的斗争也使那些批评显得轻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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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特工队2》中,莱莉所面临的选择焦虑被放置在一次次具体的语境中,头脑总部情感角色们的纷争,具象化了现实生活的道德难题。电影从被观看的客体传递到观众自身,进行了一次具身化的改变。故事从莱莉的视角出发,使我们同情她的境遇又感到无奈。随着青春期的到来,所有的孩子都要长大,我们都曾像莱莉一样在世界面前困境又无措,为什么在成长的岁月里,快乐终将会越来越少。

影片原谅了我们的困窘——迪士尼从来不会批判。那个完整的模式化的工业样本注定要讲述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在故事的当中,在人物身上,这个资本主义的营销手段却显得无比真诚。在影片结尾,Joy和Anxiety的单一“信仰”都无法帮助莱莉从容面对生活。Joy放弃了对记忆的筛选,一个新的“信仰”诞生了。它包含多种记忆,不断改变形状。所有的九种情感角色围在一起拥抱这个新的“信仰”,拥抱一个真实却并不完美的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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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成功与否,电影观看行为的达成总要依赖沉浸。《头脑特工队2》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感同身受。我们陷入困境,我们自我怀疑,我们埋怨这个世界的不公,为什么善良和快乐总不能轻而易举地永存,就像天上的恒星。而最后,接纳这个不堪的现实,莱莉原谅了自己,她被情感们拥抱,我们每个人也都得到拥抱。

迪士尼演绎了一场具身化的包容,因情感的纯粹、真挚而显得无比真诚。《头脑特工队》第一部结尾有一行字幕:“献给我们的孩子们,愿他们永不长大”。而到了第二部,孩子们不得不成长。片尾的卡司名单里,所有的名字都使用小写。它似乎在提醒我们,尽管世界如此艰难,也不要为生活逼迫自己,这也是迪士尼动画的永恒主题,它曾经也将永远献给伴随迪士尼动画片长大的人们:所有的大人都曾是孩子。

关于作者:张佳,在读文科博士,学术打工人,写小说,关注文学与思想史、电影批评、文化研究、法国后现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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