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头盔跑路演，他是我今年见过心最大的导演-新华娱乐网

“当片子真正要发行时，几乎所有观影团、电影院、媒体、平台都会规避我的这部片子，把它当做了一个高风险的东西。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头盔。这个头盔不是说防备影迷怎么样我，而是一种主动接受的心态。我觉得你买票来看电影，有不喜欢的地方可以尽情表达，如果想要宣泄一下不满，也没问题，但请等我戴上头盔，保护一下自己，同时也在让你宣泄之余，不至于真把我砸伤了，要付医药费什么的就不值当了。”

谁都没想到，去年平遥影展上第一部备受责难的青年导演首作，竟然正式上映了。

说的就是这部《没有颜色的关系》，那是节展刚开始不久的一个大早上，来自全国的影迷和媒体以最大的精神力迎接这部从海报上就打着洪常秀烙印的文艺片，我们依然能从该片的豆瓣词条短评首页上还原当时的观影结果。

可以说，要不是因为之后导演杨平道的《浪漫的断章》以几何倍数的程度拉升了同样的大众分歧，分散了大家对《没有颜色的关系》的注意力，可能，这部电影还要遭遇更可怕的讨伐。

按照正常的逻辑，在节展首映口碑失利的情况下，作品一般不会再选择做院线发行，甚至连线上也不考虑了，直接雪藏，五年前的《马赛克少女》就是如此。

但《没有颜色的关系》偏向虎山行，自打周一（6月17日）公映以来，全国共斩获5.4万票房，这基本可以预料到的结局，却是导演冯逸说的“有始有终”。

第一导演（ID：diyidy）特此采访了导演冯逸，还原他当时与当下的精神处境。这种执念，到底来源于哪？他又是怎么走上导演岗位的？这个“善始善终”的“始”到底起点在哪？

令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虽然《没有颜色的关系》拍的是对都市文青扭捏品性的揣摩，但导演冯逸，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山里的孩子。

“有一回挖坑挖到一个蚂蚁窝，抓到了一个蚁后，结果手指被蚁后旁边的工蚁给狠狠咬了一个大口子，差不多一厘米长，鲜血直流，疼得我直喊‘救命’。”

和所有乡镇青少年的成长一样，冯逸的电影启蒙，也是“有点颜色”的恐怖片，甚至影响更大的《古惑仔》。

“我们初一的时候就经历了别人来我们班里，把我们同学捅了这种事件。受《古惑仔》风潮的影响，当时的初中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背着西瓜刀上课，下课就去互砍，从这个学校砍到那个学校。”

从迷恋周星驰，到迷恋周杰伦，直到上大学，冯逸才开始进入电影史阅读，看新浪潮，看整个世界的新浪潮，一直看到洪常秀。

“那时候还年轻，看不懂洪常秀，觉得他拍的都是什么玩意呀？！毕竟，当年我只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大学生，又没有什么阅历。”

因为曾经获得过深圳某个华语校园文学比赛，冯逸开始对写作产生根一般的信仰，直到今天成为导演，他依旧认为文学才是王道，它高于电影。

但写字不能当饭吃，为了既能写字，又能维持生活，冯逸在经历了一小段坐班阵痛抑郁后，选择放弃体制内饭碗，做起了编剧，“后来就算是为甲方爸爸写剧本，我也会放一些私货，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让我写一个儿童剧，甲方爸爸说你就抄那个。行，我抄。但我其实一点都没抄，他也不知道我抄没抄。”

直到32岁看了一场胃病，把自己吓坏了，差点以为人生就此终结，当即做出决定——再不拍电影，就没有机会了。

于是他开始恶补关于电影幕后制作的纪录片，尤其看了三本重要的电影书籍，贾樟柯的《贾想》，李安制片人撰写的《希望为电影》，以及侯孝贤的《侯孝贤电影讲座》，尤其看到侯孝贤早年的帮派往事，顿时联想起自己的成长，产生了巨大的创作信心。

接着就是东奔西跑攒预算，豆瓣小组找演员，最终在疫情期间完成了这部电影的创作。

我们先抛开电影的争议，从冯逸儿时的农家时光聊起。

乡村之子

我来自粤西一个小乡村，那里盛产荔枝龙眼。我家里既种地，也种果树。一家人就住在果园里，远离村子，自然舒适。

我们很小就开始干农活，家务活也要干。家务活上，我们家三姐弟，都有明确分工，我姐负责洗衣服，我弟负责放牛，我就负责煮饭，但炒菜我不会，要等妈妈收工后回来再炒。

所以，从小到大，什么活都会干，承受了那个年纪不该承受的磨炼。不过，小时候没有苦的感觉，单纯觉得家里大人忙不过来，我们小孩子该帮忙的还是要帮忙。

农活分两种，一种是山里的，一种是地里的。山里的农活有挖坑种果树、除草、喷洒农药、捉虫子等。记忆中最深的是有一回挖坑挖到一个蚂蚁窝，抓到了一个蚁后，结果手指被蚁后旁边的工蚁给狠狠咬了一个大口子，差不多一厘米长，鲜血直流，疼得我直喊“救命”。

小学时期的冯逸与妈妈在果园中的合照

这种干农活的习惯，一直到现在都保留着。每逢过年回家，家里的农活该干还得干。甚至，没有农活干，还觉得不自在。因为干农活跟土地的连接是很强的，做这件事让人舒缓压力，治愈自我。

我一直不太爱被束缚，也许就是我从小在山里面、河里面长大，这些浪漫自由的自然元素早已融进我的个人基因里。我很喜欢生养自己的乡土，经过疫情三年，我现在甚至是非常想回到乡村生活的。

不止有一个人问我，既然那么喜欢乡村为什么第一部电影不拍乡村故事呢？这里不得不说喜欢乡村跟了解乡村，还有跟拍乡村故事是完全三码事。

我们很多新导演好像还在拍乡土，可能是受第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影响。但是我觉得，他们拍出来的高低不是那个味，因为你没有在那里生活过，离真正的乡土或者诗意、原始的东西太远，太居高临下了。

但乡土对我来说，我感知到的是生活，但感知不到故事，可能也是我身在其中，很难说在里面找到一个我想要说的故事，我可能以后会把一个非常知识分子的故事放到乡下去做，但我未必讲一个农民的故事。

因为从时间维度来说，我从高中时代就离开了乡村，生活在城市里。乡村里的生活很多都成了熟悉但又陌生的东西。回不去，也无从下笔书写。

冯逸小学毕业照

电影启蒙

我是1987年出生的。回想起来，可能电影对我的滋养是从很小就开始了。我们家没有有线电视，只能收到当地的珠江台什么的。当村里出现了第一台VCD的时候，我和同村的小朋友们都为之雀跃起来。

第一家拥有VCD的邻居跟我们家算亲戚。他们家三个孩子比我们姐弟仨大一些，那个时候基本已经上初中。他们父母在珠海打工，所以会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条件带回到我们村里。VCD，就是其中很潮流的一件家电。

我经常带着弟弟一起去他们家看电影。他们从镇上租什么带子回来放，我们就去看什么，偶尔还蹭饭吃，有时候看到半夜一两点都不回来，直到我爸拿棍子去赶我们。

我印象中最深的场景是有一次看了一部他们租回来的外国恐怖片，带一点点色情那种。想不起来电影叫什么名字，但就是记得有只蜜蜂钻进角色耳朵里，把他的大脑给搞掉了，然后又钻出来。那个画面太恐怖了！我第一反应：怎么会有这样可怕的片子？那个画面一直印在我的脑海，当时就觉得电影这个东西非常神奇。

等我上了初中后，我爸有天说，你们不要天天去邻居那里看了，我给你们买一台吧。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台VCD。从此，我看电影有了选择权。

上初中的三年，我的零花钱都不怎么花的。等到周末放假回家时，我会揣着五块钱跑到光碟店租了电影碟带回家看。念完初中，基本上把那家租赁店所有能看的光碟都租回来看了一遍。那些电影主要以香港电影为主，也有一些国外的片子。其中，《逃学威龙》我反复看了好多遍。

那时候对《古惑仔》《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最感同身受，原来在世界另外一个地方，发生了跟我们一样的事，张震演的这个男孩的命运，也映照了我身边这些同学的命运。我们初一的时候就经历了别人来我们班里，把我们同学捅了这种事件。

初一军训照，照片里的人基本都经历了捅人事件

受《古惑仔》风潮的影响，当时的初中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背着西瓜刀上课，下课就去互砍，从这个学校砍到那个学校。

更搞笑的是，哪个学校都有南哥（陈浩南）。我们学校就有两个，一个是高中的，一个是初中的，初中的那个比较厉害，我和他在小学时有过交集。

应该说，我跟初中那一批出来混的同学都有交集。他们是我念镇一小时的同学，都是留守儿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带着，没人管教。镇上诱惑多，不是打游戏机赌博就是偷东西打架，反正从小学开始就有混江湖的行为。

相比之下，我算是幸运的。因为我不是留守儿童，父母管得也比较严。而且，受文学的影响，我觉醒得也早一点，更习惯当一个观察他们的旁观者，而不是参与他们的打打杀杀的行为。

他们因为小学的同学情谊，可能还会保护一下我。

初中文学社团建留念，后面比耶的就是冯逸

因此，我算是躲过了校园的古惑仔之风，成了他们中的幸存者。初中毕业后，这批出来混的同学基本都辍学了，后悔者不少，可已经无力回天，去打工的打工，跟家里人做小生意的做小生意，我跟他们逐渐失去联系。

回头看，我是在一个受香港电影影响非常大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初中时期的冯逸

影迷进阶

上高中之后，我经常用学校的电脑给同学们放电影。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反复跟同学们看了很多遍。现在回看觉得这个片子可能没什么，但年轻的时候觉得这个片子超有意思，有爱情，有音乐，有周杰伦。但现在也许没谁还会觉得它有意思吧。

高中时期，因文学而相聚的守望者论坛师友合照

那个时候开始注意到电影是有导演的，比如王家卫就是一名导演。我们看到的这部电影，是由幕后很多人分工合作做出来的。

但真正有意识地去找一些导演的作品来看，还是在大学，因为大学一个是时间多，另外就是你有自己的电脑了，开始接触到文艺片、独立电影，阅片量也不一样了，会看更小众的作品。

大学时期的冯逸，就已经爱剪光头

我看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作品时，发现原来亚洲也有新浪潮，看片的重点就从法国到香港、台湾，到了日本，日本后又到了韩国。通过看韩国新浪潮的电影，我发现了洪常秀。不过，我那时候还年轻，看不懂洪常秀，觉得他拍的都是什么玩意呀？！

毕竟，当年我只是一个象牙塔里的大学生，又没有什么阅历，你说洪常秀的电影好是可能好，但我也是真看不懂。

冯逸大学毕业照，告别文学院

真正喜欢洪常秀，应该是从他跟金敏喜合作开始。2015年左右，看了《这时对那时错》，对洪常秀的认知有了一个转变。当时我也有一定阅历了，在他原来片子的基础上再去看他的作品，觉得他特别有自己的作者性，也特别会讲故事，让我不得不感慨：原来讲故事可以这么好玩的！

因为喜欢洪常秀的电影，然后看网上说中国有一个导演拍的作品跟洪常秀很像，那个导演就是张律。于是，我也把张律的作品都找来看，觉得他拍的作品也挺有意思的。原来大家在东亚文化的滋养下，是可以做出有点意思的东西来的。不用局限在原来我们的一些命题里，因为我们现在苦大仇深的东西整体上还是太多了。

作家的心

2010年以影视策划的角色进入影视行业，转眼过去已经14年。在做接活编剧的过程中，其实我从来没有得到所谓的成就感。

问我为什么做编剧？很简单，我其实想当作家，那个时候谁不想当作家？对80年代、90年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作家其实是特别有魅力的职业，但到我们成年的时候，作家或者是文学这个东西已经消解了，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整个文学都在往下走。

我念大学时，大家提到作家都以作家为耻，说当作家不会饿死吗？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喜欢文学，喜欢写东西，怎么能养活自己？研究了一下，觉得当不上作家当一个写剧本的编剧好像也还不错。编剧，就是作为一种职业选择，并不是说源于我爱写故事，而是源于我需要这份职业，让我能继续写东西。

写东西对我来说更重要吧，我一直觉得文学是我创作的根，要高于电影。我平时写小说比较多，也拿过一些比赛的奖。比如深圳曾经有一个华语校园文学比赛，我当时小说有拿一个奖，也认识了一些作家。因为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写作这条路我是可以走的，后来就算是为甲方爸爸写剧本，我也会放一些私货，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2010 年第二届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大赛部分获奖者合照

2010 年第二届华语校园网络文学大赛作品集

怎么夹带私货？比如说让我写一个儿童剧，甲方爸爸说你就抄那个。行，我抄。但我其实一点都没抄，他也不知道我抄没抄，然后在里面做了一些有趣的尝试。

当编剧，跟找工作没啥差别。我也没有资源什么的，就纯粹自己投简历，争取到了一些小项目。后面慢慢地合作下来，合作方觉得我挺靠谱的，跟他们熟了之后便能完全接下他们的项目来做，不再是打下手那种。

这样慢慢地，也算熬成了一个独立编剧，可以每年正儿八经接一两个项目。跟上班比，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但我觉得挺好的，可以写东西，又不用坐班。

因为上过班后，我发现自己的确不适合上班这种工作方式。这种经验来自两段不同的工作经历：大学毕业季时，拿了广州邮政局的offer，但去了两个星期我就逃走了，offer我也不要了，干不了。每天需要等领导吩咐做什么才知道当天要做什么，没有意义。2015年时也有重新出去上班，当内刊编辑。不过八个月后，我也干不下去了。分析起来，主要是上班对我来说损耗比较多，如果说这个损耗超过我的承受范围之内，我就会抑郁，会无法继续上班工作。

导演之命

当导演的想法是2019年产生的，对人生的选择来说，已经非常靠后了。因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要做导演。我是一个很I的人，不太跟人打交道。平时做剧本项目，让我跟甲方爸爸开个会，我都不想说话的，你们先说，然后我看看能不能给到你们这个东西。我基本上是先让他们把所有东西搞完，说明确了，我再去补充。

冯逸第一次拿起相机拍东西，紧张得发抖

做导演，一是需要你跟人打交道，另外就是你得扛很多责任。我不是一个能量特别足的人，如果要这样做，我不一定能做得来。我知道做一个电影很烧钱，我来自一个普通家庭，家里没有矿只有地，这地也不能卖钱对不对？所以做导演这个事对我来说是天方夜谭，不会在我脑海里出现。

但为什么2019年会想呢？估计是年纪到了，不知不觉已32岁。那个时候手头上做的剧本，特别不顺利，我同时在兼顾两个项目，都是动漫的，让我无比抑郁。到最后，我身体就有点垮了，胃出了问题。去照胃镜的时候，前面那个人照完是胃癌，我当场就愣在那了，我应该没事吧？因为你不知道身体的情况，你会过分担心。结果确实是有胃病，压力太大。如果再这样做项目，伺候甲方爸爸，我可能会崩。

除了身心疲惫的原因之外，当时还觉得再不做自己的原创作品可能就做不来了。我就想，要不，不接甲方爸爸的活了，我自己做一部原创作品。当然，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不是一下子就开始往导演方向去转的。

我的习惯是把计划做得差不多才去行动的，所以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一个是心理建设，另外一个就是我买了些书，看一些纪录片，了解怎么拍片。

比如说《贾想》，李安的制片人的《希望为电影》，我都看了。还有侯孝贤的《侯孝贤电影讲座》，里面有很丰富的拍片幕后故事。他们以前拍片可以说很狂野，会在当地找了一些帮忙人，就是混黑社会的，能镇场子，避免外部干扰，不过拍着拍着，这些人可能就跟剧组内部的人打起来了，这也挺有意思的。

可能越了解电影的工业流程，我的顾虑，或者是我的担心，就会慢慢减少。最后便下定决心，破釜沉舟一把，拍！

所以拍《没有颜色的关系》，我是完全由零开始学习拍电影的。尽管如此一穷二白，但靠着“无知者无畏”的劲头，我硬是闯了过来。说实话，如果现在让我重新选择，我就不会选择拍电影了吧，太难了，比做过的所有事情都难。

在了解电影工业的同时，《没有颜色的关系》的剧本是2019年疫情爆发前就写好了。但我不是很满意，想说都改掉。我改剧本的习惯，往往是前一稿都会删掉，在原来的设定和故事线下重新写。那些人物和故事就会在重写的过程中自己生长，碰撞出特别有意思的情节来。

2020 年 6 月 24 日《没有颜色的关系》剧本围读

《没有颜色的关系》一开始只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可随着故事自我的生长，慢慢向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的故事转变。这个故事来自于我日常生活的观察，角色们在剧本里相遇，自然而然产生了关系和故事。这也就是剧本越改越丰富的原因。

改剧本改得最好的状态，应该是全社会因为疫情宕机封起来的那一个月。我回到老家，也出不了门，只好闷头改剧本，每天特别规律地改，反而效果奇好。

剧本改好了，便是为期一年的筹备期，找钱，找主创，找演员。这里的每一项，对我都是特别大的挑战。

拍电影需要多少钱，我自己心里没底，但只能在有限的预算去做。平时我很少主动麻烦身边的亲朋，可为了拍电影这件事，不得不逼自己一把。这个逼的过程挺煎熬的，往往需要做很长的心理建设，我会担心是不是打扰别人是不是让别人觉得荒唐，也会反复斟酌沟通的说辞和时间。反正就是一种心理拖延吧，不敢随意开口谈钱。我几乎把自己能求助的亲朋都列了一份表，一个人一个人地聊，最后勉强凑够了开拍的钱。

找主创和演员，一开始我只想到在豆瓣的那些影视相关的小组去发招募帖。像什么独立电影互助小组、学电影小组一类的，我就在上面反复刷存在感。效果当然不会太好，因为里头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都是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士，帮不太上忙。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收获的，比如突然发现投递资料过来的演员是黄楚桐，这让我大吃一惊。后面，还因为豆友的支招，我找到了深焦，才有机会把主创和演员招募齐全。

2021 年 1 月 1 日，《没有颜色的关系》开机

《没有颜色的关系》是跟疫情同岁的作品，始于疫情前，成于疫情后，横跨5年，经历了疫情带来的种种苦难。在基本做完它的后期时，我已经算是圆梦了。因为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35岁之前拍完自己的一部电影。所以，2023年年头我就已经说服了自己放下电影，去找份工作来做。电影有机会搞，再慢慢搞就好。毕竟，生活还是优于电影的，不能一直无限期陪着电影磨下去，等下去。因为谁也不知道她能不能过审，能不能上映。

冯逸在《没有颜色的关系》拍摄现场

悲喜平遥

2023年年底临时得知《没有颜色的关系》入围平遥，我正在老家处理家里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很多人会问我什么感觉？其实那瞬间没什么感觉，或者说来不及有什么感觉。当时的我处在生活困境里，入围平遥无法给我任何的帮助，反而让我的境况显得更窘迫。

2023 年 10 月 11 日，平遥红毯

但对于《没有颜色的关系》来说，入围平遥又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她得以被看见，剧组的主创也得以借此重逢。这些都是很开心的事情。以至于大家都愿意自费前往平遥。在平遥，我们这个剧组算是人来得非常整齐的。大家也没啥期待，就是去长见识的，所以玩得很好。大家一起拍的官方照（photocall）还被平遥官微选为拍摄参考，也是意外之喜。

2023 年 10 月 11 日，平遥 photocall

去平遥之前，就听说平遥的观众很苛刻。我其实不担心观众苛刻，因为2021年我就带着《没有颜色的关系》做过10场的内部试映，听到了不少苛刻的建议和意见。只要观众认真看完电影，一起分享和探讨，再苛刻的评价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反馈，能让我看到作品和自己的不足，得以继续提升。在学习拍电影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老师，每个观众都可能是我的老师。我乐于在反馈中汲取养分。

所以当我们在平遥做完两场放映，有很多批评和争议的声音传出来时，我反而挺平静，甚至说有点开心，而不是旁人担心我会崩溃啥的那种状态。我平时是一个心比较宽的人，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批评我，你夸我我反而慌，你骂我我反而觉得很真实。

2023 年 10 月 12 日，平遥合照

去平遥除了开心，还有一种感觉就是累。我平时很少社交，“坐家”创作的时间比较多。平遥里头人太多太杂，相当于我一个星期内见了超过我十年见的人。我完全处于一种机械式的社交反应中。同时，我也不太懂电影节的一些门道，会显得格格不入，不知所以。我对这个场域下的社交是非常恐惧的，这令我非常飘忽，我去见这些人，去交流，都是掏空自己，消耗非常大，我说我还是赶紧回去躺平吧。结果，回家就病了半个月。

迷失平遥的冯逸

回想起平遥之旅，它带来的冲击挺大的。有人说平遥要是有映后，我们的片子的境况会好很多。可当时排片与放映的时间因为延后的问题，映后的时间只能是在致谢后仓促移步小城之春门外交流。不得不说这肯定是有很大遗憾的，但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平遥争议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让发行困难重重。当时有新认识的朋友问我：你这个片子发行怎么办啊？我后知后觉，现在才明白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当片子真正要发行时，几乎所有观影团、电影院、媒体、平台都会规避我的这部片子，把它当做了一个高风险的东西。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

平遥之行还打破了我很多幻想，明白了一些电影创作的困难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的。拍电影要比想象中更难。反正没有最难，只有更难。这让我暂时放下了往工业化专业化的方式去创作的执念。

公映战争

尽管发行很困难，不过在朋友的支持下，我还是争取到了上院线的机会。因为我想自己做的事情有始有终，尽管它存在争议，尽管它不被人看好。但我希望通过上映，给所有支持我的人一个交待，也是一个感谢他们的机会。同时，我也希望那些对这部片感兴趣的人能有机会看到这部作品。因为不上院线，可能这部片只会成为硬盘里的一个地下电影，永远不会跟大家见面。

2024 年 6 月 08 日，广州全国首映礼

2024 年 6 月 10 日，北京首映礼

电影上映，我的心当然忐忑不已。因为当下的观影氛围挺紧张的，我的片子的争议不断，搞不好我会在路演中被骂，甚至被砸臭鸡蛋。但我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电影只有跟观众见面，这部作品的创作才算完成。所以，我不能因为担心被骂被砸臭鸡蛋就缩起来不去跑路演。

为此，我还专门买了一个头盔。这个头盔不是说防备影迷怎么样我，而是一种主动接受的心态。我觉得你买票来看电影，有不喜欢的地方可以尽情表达，如果想要宣泄一下不满，也没问题，但请等我戴上头盔，保护一下自己，同时也在让你宣泄之余，不至于真把我砸伤了，要付医药费什么的就不值当了。

2024 年 6 月 12 日上海路演现场，戴着头盔的冯逸

不过，我一般也不会戴着头盔出现。因为我相信大部分观众看了作品后，会更理解这部作品的。路演跑了十几站，事实也是如此，观众是可爱又聪明的，他们其实很懂电影，也给了我很多鼓励和肯定，讨论争议也是给我更多的建议和意见，让我路演越跑越感动。

路演跑下来，观众探讨最多的还是电影本身。比如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文艺爱情电影？还是因为熟悉吧。2012年左右，我在广州的一个艺术村小洲村开了一间咖啡馆，但我没有开好的能力，所以它最后还是倒闭了。在开店的这两年时间里，我时常会观察生活在村子里的画家、导演、作家一类文艺工作者的生活状态。他们每天游荡在巷子里，会高声歌唱，会突然脱了衣服跳入河里游泳，会喝酒吟诗，也会吵架打架但第二天又和好如初……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这一幕幕荒唐又富有画面感，作为电影素材，是再好不过了。

小洲村一角

其中，“张老师”是由我所见过的好多人集合成的一个形象。我现在身边朋友也有类似的，他就在开店，然后他也做了我们的电影放映。他女朋友说，这电影越看越觉得他就是“张老师”。我那个朋友就默默说，“我没有逃避吧”。但可能逃避了，他也不会承认。

整部电影的设定，其实是女主李文心以一个旁观的视角把她五年前所看见的张景行的生活写成了一部小说。我则把李文心写的小说以及她和张景行五年后重逢的故事拍成了电影。这种形式，就是故事套故事的结构。后来通过朋友的分享，我才知道这叫做“元叙事”。

这部电影的片名叫《没有颜色的关系》，一来是讲角色之间的关系是疏离冷淡的，没有太丰富的色彩，二来直指电影的主要内容是讲了一个过去的故事，过去的故事，是黑白的，没有颜色的，只是我们在回忆叙述中重新赋予了它颜色，这些颜色其实是假象。所以，我拍摄这部片子的出发点是带着批判性的，批判男性的逃避与无力。

《没有颜色的关系》上映，做完亲友场的首映礼，我其实就没有太多期待了。我是一个乡村出来的孩子，当导演，拍电影，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如今实现了，简直是破天荒的事情。电影上映，亲朋都为我开心，也感到相当的自豪。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们是否看懂这部电影，特别是我的农民父母，他们其实很早就看过这部电影了，他们不太谈论看完的感受。但我感受到的是，他们理解我做的这件事，也越来越支持我做这件事。亲朋也是如此，他们的支持不求任何回报，只是因为相信我这个人，便不遗余力地伸出援助之手。

路演路上，不断有观众问我还会不会拍电影？我的回答是：拍！感谢所有给我鼓励的人，我目前还有很多不足，但大家的反馈我其实都看得见。豆瓣上的评论也好，路演现场的反馈也好，我其实都记住了。电影之路，对我而言才开始，但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不再是独自上路。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